贾玉树等：自然辩证法的文化意蕴
发布时间：2012-01-04
来源：科技哲学教研部
自然辩证法的文化意蕴
贾玉树 陈北宁
1
科学文化是近年来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因此成为媒体的焦点。然而究竟什么是科学文化，似乎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前流行的“科学文化”一词，作为一个由媒体炒作起来的未经分析和解释的模糊概念，现实地掩盖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文化纲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概念作出一些初步地解析与澄清，借以明确自然辩证法的文化意蕴及其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首先，从字面上来分解，所谓“科学文化”，显然是由“科学”与“文化”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一个复合词，其含义也理应由“科学”与“文化”这两个词来确定。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无法仅从字面上确定“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无法确定是以“科学”还是“文化”作为解说“科学文化”的解释学偏见，从而也无法根据这两个词的含义唯一地确定其合成词“科学文化”的确切含义。
其次，从逻辑上看，“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文化”完全对称，从而我们既可以以“科学”作为主体反观“文化”，也可以以“文化”作为主体诠释“科学”，然而这两种“体”“用”相反的配置将会赋予“科学文化”截然不同的含义。因此，“科学文化”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解释。
再次，从历史上看，“科学”与“文化”之间又极不对称，真正的科学只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而文化则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与更加庞杂的内涵。以“科学”反观“文化”是以现代审视传统，而以“文化”统辖“科学”则显然是以传统消解现代。“科学文化”的这两种不同阐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最后，从当前的现实来看，“科学文化”正在关联着一场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和文化纲领之间的尖锐激烈的思想斗争：一种大力弘扬科学的全球意义，它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根本不同于传统的地区性民族文化的现代新的全球文化；另一种则极力抹煞科学的普世价值，它把科学理解为一种仅仅出现在西方近代的地区性文化。社会将选择和接受哪一种解释，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性所能够左右的问题。
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人们非理性地争夺话语权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科学文化”的现实指称事实上总是由赢得话语霸权的一方来规定的。
2
在科学的视野中反观文化，得到“科学文化”的一个科学解。这时科学作为反观的主体，而文化则理应为科学所观照。所谓“科学文化”也就只能是“科学的文化”，这是相对于前科学的文化而讲的，其中内在地隐含着科学对文化发展的一种理性预期。它在逻辑上意味着还有“非科学的文化”和“反科学的文化”同时存在，而在历史上则直接针对着宗教神学文化和玄学文化。有些人把文学艺术搬出来反对科学的话语霸权，全然不得要领。因为它们在认识论上不仅不构成对立，而且还彼此互相补充。
在科学的视野中反观文化，则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文化是传统生活方式的产物。基督教文化是中世纪生活方式的产物，阿拉伯文化是伊斯兰教生活方式的产物，中国文化是儒教生活方式的产物。文化不仅包括文本，而且包括“文而化之”以后所产生的一切。例如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道德、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以至生产方式等。倘若一个民族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倘若它的人民对现实强烈不满，这实在是无法怪罪于异族的强盛，也不能完全指责它的政府，其根源完全在于他们的文化。正是他们的传统文化生产了现代社会的贫困和愚昧。
第二，文化具有历史性，它必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文化。一般说来，能否适应社会的变化进行自我更新是衡量一种文化优劣的基本标志。大凡是优秀的文化，都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魄与良好的应变能力，而腐朽没落的文化普遍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它们先天具有一种自我复制的本能，它不仅生产愚民的贫困和麻木，而且由此生产了自己苟延残喘的惯性，直到把一个民族彻底地引向衰落。这种文化不仅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亡国灭种的根源，今天看来也依然如此。
第三，文化既是多样的，也是统一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要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取长补短，融合生成一个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跨民族统一的新文化。拒绝这种交流就只有被替代。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要开创一个世界文化的新时代，它不仅不会消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能够真正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大限度地保留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某种新理念的基础上丰富这种多样性。这就如同在多民族国家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只有腐朽没落的文化才害怕这种融合。
第四，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文化不仅包含许多优秀的精神品质，例如开放与自我批判等，从而可以顺利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且它还必须能够创造未来。它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创造性文化。全球化时代呼唤着全球文化，而未来全球性的世界文化只能是先进的科学文化。因为这种“科学的文化”集中地体现了全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现实统一。它不仅具有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等健全的理性，而且拥有改造旧世界和重建新世界的强有力的物质手段。科学技术不仅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而且还在继续完善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3
从文化的立场上诠释科学，得到“科学文化”的一个文化解。这时文化作为诠释的主体，科学为文化所统辖。所谓“科学文化”也只是一种“科学文化”，同“钟表文化”、“汽车文化”一样，无非是一些“奇技淫巧”，充其量同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或“儒家文化”并列起来。这是相对于科学同时期的其它文化来讲的，其中内在地隐含着文化对科学的仇视和恐惧。它在逻辑上把科学置于前科学时期所产生的宗教神学或形而上学等意识形式之下，在事实上则极力排挤和边缘化科学，为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张目。
从文化的立场上看待科学，可以引出这样一些消极、保守、以至荒谬的结论：
第一，科学是一种同价值无关的工具理性，它只是小道而非大学。抹煞科学的精神价值是传统文化反科学的一种基本策略。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看来，科学只能认识现象而无法触及本质，它充其量只能是低层次的理性真理，而永远达不到信仰真理，它不能根本解决人们的终极关怀问题；在中国的儒家文化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的科学只不过是器用之学，它无法解决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
第二，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的一种经验知识体系，同博物学、占星术、巫术等其它的自然知识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弱化科学的方法意识是前科学文化反科学的一种卑鄙伎俩。科学一旦失去自己的方法特质，不仅无法同本质上是反科学的伪科学划清界限，而且还将失去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客观评价标准。它完全变成了一个睁眼瞎子，科学理论的优劣，科学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全部消失在非理性的主观好恶之中。从此科学也不再是科学了。形形色色伪科学的泛滥正是科学无政府主义推波助澜的结果。
第三，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科学共同体成员相互磋商的结果，是一种靠金钱和权力来运转的游戏，它并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解构客观真理是后现代文化反科学的一种釜底抽薪策略。许多人文学者抛弃严肃的哲学认识论研究，热衷于翻拣科学史上的垃圾，利用解释学与修辞学来穿凿附会、上纲上线。他们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蛮横地为科学定性，并不完全是缺乏健全的理智，而是出于一种争夺学术地盘的阴谋。
第四，科学是一种地域性知识，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科学。鼓吹文化相对主义是民族文化反科学的一种拙劣手段。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把现代科学看成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的工具。在他们眼里，现代科学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并不具有普世性。当代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炮制出本民族的所谓“吠陀科学”替代西方的现代科学，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者不仅反对国家对“科学魔术”的资助，而且威胁着达尔文进化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大学中的讲授，某些非洲中心主义者甚至还把联合国资助到那里从事农业技术指导的西方科学家看成某种从事“反革命的心灵净化过程”的传教士。事实上，无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还是狂热的人文主义者，谁都无法抗拒现代科学的巨大诱惑。他们的阴谋只是想把科学精神消解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玄学为体，科学为用，就像希特勒时期海德格尔等德国民族主义者将科学去精神化以后纳入雅利安文化信仰之中一样。
4
如何正确理解和阐释“科学文化”，是选择和接受它的科学解，还是文化解，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学术问题，其中内在地隐含和渗透着一个核心的文化立场问题，它是科学与反科学、现代与反现代、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根本分歧之所在。自然辩证法是以科学为基础、以理性为标志的现代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应当旗帜鲜明地选择和捍卫“科学文化”的科学解，批判地过滤和改造他它的文化解。
首先，自然辩证法是人类思维方式进化的产物，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如果说传统的自然哲学体现的是古希腊以来西方思辨的理性文化，自然辩证法则体现了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自然辩证法特有的科学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次，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产物。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其中科学与人文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关联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且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尤其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堪称一种真正科学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特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于我们清理各种以人文面目出现的玄学垃圾，弥合分裂了的科学与人文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再次，自然辩证法内在地蕴涵着社会进步的文化理念。它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历史意识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反思和批判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揭露各种狂热的民族主义闹剧的蒙昧主义实质，而且有助于我们以积极地姿态与科学的精神彻底改造传统的民族文化，加速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化进程。
最后，自然辩证法肩负着创建一种以科学精神作为核心的先进的现代中国新文化的神圣历史使命。从弥漫中国历史到污染当代社会，那些剪不断的 “假、丑、恶”习俗，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无能，而且暴露了传统文本的虚伪。自然辩证法应当自觉地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与科学界的交流，加强同人文领域中后启蒙思潮的对话，坚决抵制一切将科学边缘化的社会思潮，用科学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反对伪科学的斗争，虽然颇多政治色彩，然而究其实质则已经是现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玄学文化之间的一场初步较量。只不过我们的反伪斗士们普遍缺乏一些伪科学人士那么明确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自觉，最后居然以政治上的胜利告捷收兵，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自然辩证法领域中文化意识的缺席。
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曾经拥有过多种职能。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行使过“统战”职能，作为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在高等院校中则行使过思想政治教育职能，作为科学方法论又具有一种素质教育职能，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蕴涵着科学文化职能。随着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走向，高校自然辩证法教学正在从政治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科学技术哲学取代自然辩证法走到了前台，文化对科学的围剿和肢解代替了科学对文化的批判与改造，自然辩证法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启蒙价值也丧失殆尽。因此，加强自然辩证法同科学技术哲学之间的内部交流与对话在当前就显得尤其重要与迫切。
今年是邓小平亲自圈阅批准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5周年，撰写此文作为纪念，希望我们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能够自觉地肩负起重新启蒙的重要文化指责，为创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先进文化团结奋斗，再造辉煌！
（本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
贾玉树 陈北宁
1
科学文化是近年来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自然辩证法领域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因此成为媒体的焦点。然而究竟什么是科学文化，似乎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前流行的“科学文化”一词，作为一个由媒体炒作起来的未经分析和解释的模糊概念，现实地掩盖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文化纲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概念作出一些初步地解析与澄清，借以明确自然辩证法的文化意蕴及其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首先，从字面上来分解，所谓“科学文化”，显然是由“科学”与“文化”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一个复合词，其含义也理应由“科学”与“文化”这两个词来确定。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无法仅从字面上确定“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无法确定是以“科学”还是“文化”作为解说“科学文化”的解释学偏见，从而也无法根据这两个词的含义唯一地确定其合成词“科学文化”的确切含义。
其次，从逻辑上看，“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文化”完全对称，从而我们既可以以“科学”作为主体反观“文化”，也可以以“文化”作为主体诠释“科学”，然而这两种“体”“用”相反的配置将会赋予“科学文化”截然不同的含义。因此，“科学文化”似乎并不存在某种唯一的解释。
再次，从历史上看，“科学”与“文化”之间又极不对称，真正的科学只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而文化则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与更加庞杂的内涵。以“科学”反观“文化”是以现代审视传统，而以“文化”统辖“科学”则显然是以传统消解现代。“科学文化”的这两种不同阐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
最后，从当前的现实来看，“科学文化”正在关联着一场根源于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和文化纲领之间的尖锐激烈的思想斗争：一种大力弘扬科学的全球意义，它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根本不同于传统的地区性民族文化的现代新的全球文化；另一种则极力抹煞科学的普世价值，它把科学理解为一种仅仅出现在西方近代的地区性文化。社会将选择和接受哪一种解释，已经不再是一个理性所能够左右的问题。
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人们非理性地争夺话语权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科学文化”的现实指称事实上总是由赢得话语霸权的一方来规定的。
2
在科学的视野中反观文化，得到“科学文化”的一个科学解。这时科学作为反观的主体，而文化则理应为科学所观照。所谓“科学文化”也就只能是“科学的文化”，这是相对于前科学的文化而讲的，其中内在地隐含着科学对文化发展的一种理性预期。它在逻辑上意味着还有“非科学的文化”和“反科学的文化”同时存在，而在历史上则直接针对着宗教神学文化和玄学文化。有些人把文学艺术搬出来反对科学的话语霸权，全然不得要领。因为它们在认识论上不仅不构成对立，而且还彼此互相补充。
在科学的视野中反观文化，则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文化是传统生活方式的产物。基督教文化是中世纪生活方式的产物，阿拉伯文化是伊斯兰教生活方式的产物，中国文化是儒教生活方式的产物。文化不仅包括文本，而且包括“文而化之”以后所产生的一切。例如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道德、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以至生产方式等。倘若一个民族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倘若它的人民对现实强烈不满，这实在是无法怪罪于异族的强盛，也不能完全指责它的政府，其根源完全在于他们的文化。正是他们的传统文化生产了现代社会的贫困和愚昧。
第二，文化具有历史性，它必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永恒不变的文化。一般说来，能否适应社会的变化进行自我更新是衡量一种文化优劣的基本标志。大凡是优秀的文化，都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魄与良好的应变能力，而腐朽没落的文化普遍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它们先天具有一种自我复制的本能，它不仅生产愚民的贫困和麻木，而且由此生产了自己苟延残喘的惯性，直到把一个民族彻底地引向衰落。这种文化不仅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亡国灭种的根源，今天看来也依然如此。
第三，文化既是多样的，也是统一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要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取长补短，融合生成一个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跨民族统一的新文化。拒绝这种交流就只有被替代。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要开创一个世界文化的新时代，它不仅不会消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能够真正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大限度地保留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某种新理念的基础上丰富这种多样性。这就如同在多民族国家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只有腐朽没落的文化才害怕这种融合。
第四，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文化不仅包含许多优秀的精神品质，例如开放与自我批判等，从而可以顺利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且它还必须能够创造未来。它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创造性文化。全球化时代呼唤着全球文化，而未来全球性的世界文化只能是先进的科学文化。因为这种“科学的文化”集中地体现了全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现实统一。它不仅具有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等健全的理性，而且拥有改造旧世界和重建新世界的强有力的物质手段。科学技术不仅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而且还在继续完善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3
从文化的立场上诠释科学，得到“科学文化”的一个文化解。这时文化作为诠释的主体，科学为文化所统辖。所谓“科学文化”也只是一种“科学文化”，同“钟表文化”、“汽车文化”一样，无非是一些“奇技淫巧”，充其量同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或“儒家文化”并列起来。这是相对于科学同时期的其它文化来讲的，其中内在地隐含着文化对科学的仇视和恐惧。它在逻辑上把科学置于前科学时期所产生的宗教神学或形而上学等意识形式之下，在事实上则极力排挤和边缘化科学，为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张目。
从文化的立场上看待科学，可以引出这样一些消极、保守、以至荒谬的结论：
第一，科学是一种同价值无关的工具理性，它只是小道而非大学。抹煞科学的精神价值是传统文化反科学的一种基本策略。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看来，科学只能认识现象而无法触及本质，它充其量只能是低层次的理性真理，而永远达不到信仰真理，它不能根本解决人们的终极关怀问题；在中国的儒家文化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的科学只不过是器用之学，它无法解决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
第二，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的一种经验知识体系，同博物学、占星术、巫术等其它的自然知识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弱化科学的方法意识是前科学文化反科学的一种卑鄙伎俩。科学一旦失去自己的方法特质，不仅无法同本质上是反科学的伪科学划清界限，而且还将失去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客观评价标准。它完全变成了一个睁眼瞎子，科学理论的优劣，科学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全部消失在非理性的主观好恶之中。从此科学也不再是科学了。形形色色伪科学的泛滥正是科学无政府主义推波助澜的结果。
第三，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科学共同体成员相互磋商的结果，是一种靠金钱和权力来运转的游戏，它并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解构客观真理是后现代文化反科学的一种釜底抽薪策略。许多人文学者抛弃严肃的哲学认识论研究，热衷于翻拣科学史上的垃圾，利用解释学与修辞学来穿凿附会、上纲上线。他们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蛮横地为科学定性，并不完全是缺乏健全的理智，而是出于一种争夺学术地盘的阴谋。
第四，科学是一种地域性知识，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科学。鼓吹文化相对主义是民族文化反科学的一种拙劣手段。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把现代科学看成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的工具。在他们眼里，现代科学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并不具有普世性。当代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炮制出本民族的所谓“吠陀科学”替代西方的现代科学，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者不仅反对国家对“科学魔术”的资助，而且威胁着达尔文进化论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大学中的讲授，某些非洲中心主义者甚至还把联合国资助到那里从事农业技术指导的西方科学家看成某种从事“反革命的心灵净化过程”的传教士。事实上，无论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还是狂热的人文主义者，谁都无法抗拒现代科学的巨大诱惑。他们的阴谋只是想把科学精神消解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玄学为体，科学为用，就像希特勒时期海德格尔等德国民族主义者将科学去精神化以后纳入雅利安文化信仰之中一样。
4
如何正确理解和阐释“科学文化”，是选择和接受它的科学解，还是文化解，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学术问题，其中内在地隐含和渗透着一个核心的文化立场问题，它是科学与反科学、现代与反现代、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根本分歧之所在。自然辩证法是以科学为基础、以理性为标志的现代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应当旗帜鲜明地选择和捍卫“科学文化”的科学解，批判地过滤和改造他它的文化解。
首先，自然辩证法是人类思维方式进化的产物，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如果说传统的自然哲学体现的是古希腊以来西方思辨的理性文化，自然辩证法则体现了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自然辩证法特有的科学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对于我们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其次，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产物。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其中科学与人文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关联人类的终极关怀，而且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尤其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堪称一种真正科学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特有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于我们清理各种以人文面目出现的玄学垃圾，弥合分裂了的科学与人文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再次，自然辩证法内在地蕴涵着社会进步的文化理念。它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历史意识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反思和批判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揭露各种狂热的民族主义闹剧的蒙昧主义实质，而且有助于我们以积极地姿态与科学的精神彻底改造传统的民族文化，加速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化进程。
最后，自然辩证法肩负着创建一种以科学精神作为核心的先进的现代中国新文化的神圣历史使命。从弥漫中国历史到污染当代社会，那些剪不断的 “假、丑、恶”习俗，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无能，而且暴露了传统文本的虚伪。自然辩证法应当自觉地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继续保持与科学界的交流，加强同人文领域中后启蒙思潮的对话，坚决抵制一切将科学边缘化的社会思潮，用科学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反对伪科学的斗争，虽然颇多政治色彩，然而究其实质则已经是现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玄学文化之间的一场初步较量。只不过我们的反伪斗士们普遍缺乏一些伪科学人士那么明确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自觉，最后居然以政治上的胜利告捷收兵，这也充分反映了中国自然辩证法领域中文化意识的缺席。
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曾经拥有过多种职能。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行使过“统战”职能，作为一门公共政治理论课在高等院校中则行使过思想政治教育职能，作为科学方法论又具有一种素质教育职能，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蕴涵着科学文化职能。随着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走向，高校自然辩证法教学正在从政治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科学技术哲学取代自然辩证法走到了前台，文化对科学的围剿和肢解代替了科学对文化的批判与改造，自然辩证法曾经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启蒙价值也丧失殆尽。因此，加强自然辩证法同科学技术哲学之间的内部交流与对话在当前就显得尤其重要与迫切。
今年是邓小平亲自圈阅批准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5周年，撰写此文作为纪念，希望我们中国自然辩证法同人能够自觉地肩负起重新启蒙的重要文化指责，为创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先进文化团结奋斗，再造辉煌！
（本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