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增一 周程
2006年12月8日至10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方法论委员会、武汉商贸学院和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工业园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全国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7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其中，有近20名学者在会议上做了主题发言。
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三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1．科学家的科学方法及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醒民教授向大会作了题为“论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科学方法”的主题报告。他认为，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运用了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准美学原则和形象思维等颇有特色且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探索性演绎法的关键在于，用非逻辑的途径，在为数不多的经验材料的启示下构想出可供演绎的逻辑前提；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可以揭示出旧理论体系基础的不简单、不统一，以及各理论体系之间的不对称、不和谐，它们在形成新的逻辑前提时起指导和制约作用；思想实验则把直觉顿悟到的不甚肯定、不甚明确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通过形象的运动和逻辑的引导，加以肯定和明确。爱因斯坦将这四种科学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最终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北京理工大学张增一教授发言的题目是“达尔文的科学方法：对‘培根一牛顿纲领’的挑战”。他认为，达尔文学说之所以最初在英国遭到了猛烈的批评，是因为达尔文的方法论思想本身的革命性质；它既不符合当时对Vera Causa(真实的、正确的原因)的阐述，也不满足休厄尔和穆勒的方法论原则，又与当时流行的培根崇拜背道而驰；波普尔对达尔文主义的批评及其态度的转变将预示着科学哲学的物理学传统正在面临着生物学哲学的挑战。武汉大学李宏芳博士在发言中谈到，伽利略在研究中以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以及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中的演绎推理为范例，高度重视定量的数学论述的意义，并致力于发展实验包括思想实验作为发现和探求自然界中新联系的有效方式。把数学的推理和实验的推理相融合，是伽利略对17世纪科学方法发展所做出的主要贡献。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桂起权教授宣读的论文题目为“对复杂性研究的一种辩证理解”。他认为，(1)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复杂反馈机制的分析，以及对协同学所研究的自组织演化过程的分析，表明系统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2)通过对复杂性研究的若干基础概念，如混沌、不可预测性、不可推导性等的辩证本性的分析，表明复杂性现象的规律并不神秘而且是可以认识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林定夷教授则宣读了题为“科学问题的分解模式和难度评价模式”的论文。他首先界定了有关“问题学”的若干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探讨了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分解的一般模式，进而讨论了科学问题的难度评价等疑难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副主任吴晓江先生宣读了题为《解释学拓展的两个方法论新视点》的论文。他指出，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比较、沟通和拓展，是当代中国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新生长点。在解释学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今天，深入探讨解释学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关系，有助于推进两大类科学的方法论的比较、沟通和拓展。内蒙古大学袁海军博士宣读的论文题目是“重建理性主义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的振兴”。他认为，科学方法论研究中追求两个目标，即传播科学方法和为科学事业的独特的优越性进行辩护。前者属于“发现的与境”，后者属于“辩护的与境”，二者都面临严峻挑战。整体而言，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目标不是服务于实践中的科学家，它是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科学方法论在当代的衰落是理性主义科学哲学衰落的结果，因此振兴科学方法论研究应该到重建理性主义科学哲学中寻找出路。
湖北大学杨耀坤教授宣读的论文题目是“什么是科学认知和创造的主导思维推理形式——兼评认知历史分析所倡导的模型推理”。他认为，认知科学哲学中影响颇大的认知一历史分析以模型推理解释科学认知的机制，但未能说明模型推理的前提从何而来、形象推理何以可能的问题。若以创造想象推理和思辨推理代之，问题则可以迎刃而解。究其原因，盖因此两种推理均能援引创造观念和一般高层观念作为推理的大前提。湖北大学研究生刘玲在“模型推理与创造”的论文中提出，模型推理强调对问题的理解，但它对参与理解的成分并不明确，没有说明背景知识和不确定要素在建构前提模型中的作用机制，因而不能说清其推理前提是如何来的。实际上，囿于认知科学对认知结构的理解，不在其中纳入高于知识、工具等的观念因素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问题，也就不能说清科学创造的内在机理。厦门大学博士生吴凯伟提交的论文题目是“谁来完成科学认知一历史方法的综述”。他认为，在寻找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共同内在逻辑的问题上，科学认知一历史方法在当今认知科学大步向前的条件下，被认为是最有望解开这个复杂问题的新的研究工具。为此，他对完成科学认知一历史方法的融合，找出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统一基础所需要的条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概念内涵发展模型。
2． 中国传统思维方法、社会科学方法和技术创新方法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韩增禄教授宣读了题为“易学思维的特征及其方法论价值”的论文。他认为，易学思维方式主要有四个显著特征：(1)自然符号语言与人工符号语言相互为用；(2)逻辑思维方法与意象思维方法相互为用；(3)形式逻辑思维与辩证逻辑思维相互为用；(4)形式化思维与象数思维相互为用。中国智慧与西方科学的优势互补，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相互渗透，易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相互补充，将会在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为人们开拓新的思路而提供有益的启示。西南交通大学肖平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西方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方法之比较”。她认为，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西方式的哲学思维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因而它注重规则的缜密，力求避免认识主体理解和阐释对象时的任意性，重视认识的客观性与同一性。
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作了题为“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和趋势”的发言。他认为，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科学实践，其方法论特征正在成为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新的战略场点。他在发言中考察了长期困扰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经验研究与理论建构的关系、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的关系、以及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问题。最后，他还探讨了全球化、后现代社会和网络社会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多元范式并存互补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传统的科学方法论观点提出的挑战。北京市委党校嘎日达博士宣读的论文题目为“试析‘质一量之争’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关于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争论，简称“质一量之争”，形成了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两大阵营的长期对峙，双方相互批判和排斥，强调和夸大己方的优势。关于“质一量之争”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嘎日达博士对这些看法进行深入考察后提出，把发生在19世纪实证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关于社会研究方法论之争作为“质一量之争”的开端比较符合逻辑和历史。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博士强调方法论研究有必要向技术创新等领域拓展，为此他作了题为“实现自主创新的有效方法：技术引进+技术改进”的发言。他认为，不能把自主创新的概念外延缩小为原始创新，甚至是技术发明；一些技术究竟是自主开发还是向外购买，要看具体情况，看何者更有利于实现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良好组合，更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崛起案例进行一番分析之后，周博士最后指出，日本制造业所取得的成功，与其注意发挥后发优势，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采取技术引进与技术改进相结合的创新方略密切相关：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企业学习借鉴。浙江海洋学院高禹教授宣读的论文题目为“对于在软件开发中使用的科学方法的分析”。他认为，软件开发方法学是软件工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软件开发方法学形成的过程中，科学方法论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软件开发活动既在体现着科学方法论的知识，又在丰富着科学方法论的知识。解决软件开发中的新问题，需要运用科学方法论知识，构建新方法。他在报告中还对软件开发中所使用的一些科学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考察。
3．科学方法、科学素养和公共领域中的科技
北京大学孙小礼教授向大会提交了她在《学习时报》开设的专栏“从科学史汲取智慧”中的18篇文章，如“逻辑·几何·亚里士多德”、“公鸡归纳法与数学归纳法”、“实验·归纳·培根”、 疑·数学·笛卡尔”、“牛顿：哲学中的推理法则”、“从天王星之谜到海王星之发现”等，展示了一名方法论研究工作者近年来为传播科学方法、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所做的努力。
山西省委党校牛芳教授和山西大学研究生焦建云在题为“提高领导干部科学素质的系统分析”的论文中，从人类与自然发展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提高领导干部科学素质的必要性：从国际、国内的视角分析了提高干部科学素质的紧迫性。在对新时期领导干部科学素质的结构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指出，科学知识是基础；科学精神是灵魂，是指导和制约其他构成要素的核心；科学方法、科学作风则是实践中的表现形式。
广州行政学院李三虎教授宣读了题为“当代公共领域的科学技术”的论文。他认为，科学技术在对当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过程中，不断塑造了公共领域的技术维度(如互联网络等)。但同时公共领域作为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实现交流的中介场所和硬设施，也日益把科学技术作为一个公共问题加以接纳，并在政治意义上不断改变着科学技术在公众心目中的力量形象。鉴于科技与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公共领域开始将原来被动接受科学知识的科学大众化变成了公众参与科技的政治行动。
本次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还围绕拓展方法论研究范围，繁荣方法论学术活动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科学方法论中的“科学”应该从广义上理解，即包含人文社会科学，而方法论研究也要突破哲学视角的限制。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与交流工作的开展，本届会议还对方法论专业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人员进行了局部调整。调整后的方法论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如下：
蔡仲·、陈其荣、陈晓平、段伟文、嘎日达、郭胜伟·、韩增禄·、洪定国、洪帆、黄瑞雄·、蒋红雨、李伯聪、李和平、李宏芳、李宏伟、李建珊、李三虎、李醒民·、李征坤、梁庆寅、林定夷、柳树滋、刘则渊、刘仲林、卢东栋、罗玲玲·、牛芳、潘世墨·、任定成、任振球、宋立军、孙雍君、涂宏斌·、王滨、王兵、王小红·、吴国林·、吴晓江·、杨艳萍、袁海军、查有梁·、张立、张增一·、赵春音、赵万里·、周程·、朱红文(名单后加·者为常务委员)。
其中，主任委员：韩增禄；副主任委员：李醒民、张增一、蔡仲、潘世墨；
秘书长：周程、涂宏斌；
副秘书长：杨艳萍、卢东栋；顾问：王梓坤、张巨青、陈昌曙、张家治、
孙小礼、傅世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