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飞: 倾国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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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飞: 倾国之叹
                                               倾国之叹 

                                                     ――中国最大的一份民间档案离散之路记略 

                                                         徐  飞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一首《春望》,杜甫写尽了国破家亡的悲情离恨。可当看到以下这段几乎已经快被淡忘的国之离乱悲怆时,便发觉,诗圣杜甫似乎也有些缺乏想象了。 
        谁能想象,国破之时,中国古老文明的高山大河,甚至也会背井离乡呢? 
事情并不久远,就发生在抗战期间。 
  
        一、富藏千载  遭战祸四处搬迁 

        古代中国有四大发明,对此已是天下皆知;而近代中国还有四大发现,却因物事精专,所知者远没四大发明那样普及。但若提起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和甲骨文,人们还是略有所闻的,至于上世纪初发现的前清内阁大库典籍档案,以及这些宝藏后来颠沛流离的故事,就鲜为人知了。本文要说的,就是和这些内阁大库典籍档案来龙去脉有关的一次中华文化的传奇与磨难。 
        当今世界,稍具文明规模的国家,都会拥有其国家图书馆,以为学术渊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基础,可上溯至清末的学部图书馆。而清朝的学部图书馆,则是在宋、元、明三代秘阁遗存基础上汇集起来的。自宋代始,中国便设立崇文院,下分秘阁与集贤、昭文、史馆等图书分馆以典藏皇朝图书。金下汴梁,掳掠大批古籍图书;及至宋高宗,虽山河离乱,但杭州依然重建馆阁,专设秘书省管理图书事务。元灭金,先是缴获大量内府藏书,继而又将杭州秘书省馆阁图书悉数海运北上,并设秘书监掌管图书。  
        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始即令大将徐达尽收元秘监所藏图书,押运南京,建文渊阁以藏所获;至于成祖,迁都北京,国家图书馆――文渊阁也随当时的中央政府徙还北京。这一时期的国家图书,已集宋、金、元三代秘阁为一体,从当时文渊阁书目记载看,可谓盛极一时。 
        至清代,明文渊阁遗书及历朝档案,均由清内阁典籍厅管理。因清府内阁并非学术机构而是以行政管理为主,加上当时内阁又另设昭仁殿和翰林院同时收藏官属图书,岁月更叠,世事纵横,原内阁所有的前朝遗书及历朝档案堆集在库房深处,天长日久逐渐被人们遗忘。1909年,时宣统元年,内阁大库房屋损坏,需要维修,人们搬运库内所藏之物,历经宋元明清的典籍档案才重现天下。这就是史称近代中国的四大发现之一――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其他三大发现依次为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和甲骨文。经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张之洞呼吁,清廷令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专门收藏已被人们遗忘的这些前朝遗书、内阁档案。1912年正式开馆,初,藏书量并不算大,但其馆藏中却包含不少宋元孤本秘籍,再往后,经北索厂肆,南下江南,多方搜购,加上甘肃解京之敦煌经卷,文津阁《四库全书》,承德避暑山庄各殿陈设之书,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清国子监南学部分旧藏等不断积累,馆藏日渐丰富。一时之间,藏品之精,数量之丰,冠于全国,为世所重。 
       1911年9月,京师图书馆尚未正式开馆,其前身学部图书馆监督(馆长)缪荃孙就以当时所藏善本图书为据,编制了《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这是记录现代中国国家图书馆源始资源的第一部善本书目。当时的学部图书馆库藏分有甲、乙两库。又20年,学部图书馆已发展为北平图书馆,并正式启用文津街新馆,甲库专藏宋、元、明早期善本,其中宋元旧刊、明版精刻以及传世孤本比比皆是,凡3796种,78199卷;1933年赵万里先生编撰《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记录了当时甲库全部收藏。乙库则包括清代刻本、抄本2796种,30486卷。1935年,赵錄绰编成善本乙库书目四卷,名曰《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稍后,善本乙库又陆续入藏善本书1357种,20906卷。1937年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续目》四卷,尽录其详。 
        由上述几部书目,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发展到最近一百年时,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古代文献的大致收藏状况。 
        然而,中华文明的灾难并没有因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而结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到半年,东三省沦入敌手。从此,一个背负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全面抗战的同时,竟然还要为国家的文物安全开始另外一场奇特的战争。 
       1933年,华北告急,北平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所藏精品相继南迁;1934年,北平图书馆也赶紧从甲乙两库中精选古籍珍本6万余册,计有甲库180箱,乙库120箱,连同敦煌经卷、明清舆图、金石拓片及其他重要馆藏,匆匆运往上海法租界仓库,企图安守。 

        二、三千古籍  为避险远涉重洋 

        谁又能料,上海租界也非久留之地,随着抗战局势日益恶化,虽曾号称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找不出一块安全之地来保存我们民族的这些文化遗产。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万般无奈,竟想出一金蝉脱壳的办法――经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协助,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商定,将存沪善本运美保管,俟和平恢复,再物归原主。时任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人的钱存训具体承担了这项任务,他和王重民等一道,从已转运至上海租界的六万册珍贵馆藏中再精选出三万册,计有善本近三千种,分装102箱,于1941年秋分为三批,以美国会图书馆在华购买新书的名义,秘密通过已被日军封锁的上海海关,交商船运送到美国寄存。 
        如果我们还有记忆,就可看出,三千善本之数,大体等于原清朝学部图书馆甲库之全部馆藏! 
        不敢设想,二战期间,那些航行在太平洋上,满载着中国宋代、元代和明代珍贵善本图书的商船,是怎样跨越惊涛骇浪,平安完成这把东方文明高山大河搬运至西方的远洋航行的。如果有个万一又该怎么办?真那样,中华文化的千年精华,就将永远葬身海底,万劫不复啊。 
        事实上,这样的灾难并非没有!北京猿人头盖骨,就是在同样的战乱中失踪的。当时也说要送往美国,但至今人们也不明白这头盖骨被转运到哪里去了。 
苍天有眼,这三批102箱中国古籍,终于在1941年底前后全部运抵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此时北平原址的书库,已是插架凋零,满目萧然。在华盛顿,应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和美国国务院之邀,大使身份的胡适曾前往书库察看远涉重洋的中国宝藏。此前,终日四处奔波的胡适,虽学富五车,也不曾有暇仔细看过如此集中的中国古籍善本,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席地而坐,一看就是一个多钟头,全然不顾陪同者是否也有同样兴致。钻出书堆,胡适还津津乐道,和陪同前来的政要们大谈所见各种善本之经纬。 
        美国人的友谊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允许美国会图书馆摄制全套图书的缩微胶卷!如果说,中国人把古籍善本东躲西藏,就为了怕被日本人抢去;不觉之中,美国人已成最大获益者,仅仅为寻求一块安身之地,中国人不得不将文明遗产自愿送上门来,任由复制。 
        无论如何,寄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这批国之珍宝,一直有中国北平图书馆派员看护负责。 
        抗战胜利之初,这批倾国之书本应及时返归故土;1947年,钱存训甚至专门为此远赴美国,办好一切手续。无奈,内战再起,此事也就此耽搁。 
转眼到了1965年,这年二月,原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美去世,102箱古籍也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位守护人。此时,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蒋复璁独具慧眼,奔走呼吁台湾“文教”、“外交”各部,终于促成台湾当局捷足先登,说服美方同意将102箱古籍交还中国。只是,这批书没有运回大陆,而是由美国军舰护送,于1965年11月7日运到台湾。在美国人眼里,只有一个中国,图书归还到哪里,恐怕就怎么方便怎么来了。而当时的台湾“教育部”也有明令,这批“平馆善本”只是拨交台北“中央图书馆”代管,“俟光复大陆后再归回原馆”。 
        应该说,台湾方面对待这批天下无双的古籍善本在管理上还是负责认真的。美国军舰护送的古籍平安抵达之后,“文教部”便邀请“立法院”“监察院”“外交部”“经济部”“中央研究院”等有关部门专派代表,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内当面开箱清点。 
        丝毫不用惊诧如此隆重的图书交接程序,因为即将打开的,是经历了千百年世纪风雨和生死离殇之后,幸存下来的中华古代文化不可再生的遗产啊。 
1941年3月装箱启运前,原北平图书馆曾专门造册记录,为慎重起见,此次开箱点验,便以此清册为据,逐一核对验收。清点验收从1966年1月5日开始,到1月19日全部结束,历时两周。 
       清点中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装箱总数有别。原装箱清册所录为100箱,但后来实际装箱发运则为102箱。对此,可以这样设想,当装箱工作进展下去,人们发现需要转移的国宝实在太多,虽一再筛选,还是多装了两箱。具体装箱过程,当时在王重民给胡适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录:“甲、乙两库书,甲库百八十箱,最称善本,拟先从此百八十箱中选其最要者为百箱。乃逐箱启视,剔去重本与书本重大而少学术上价值者。然后再就刻版与内容,选其最善最精者为百箱。箱编号码,书编目录(中文一份,英文两份),为时三周而毕。” 
无论如何,甲乙两库三百大箱离开北平,两渡重洋,转到台北已是102箱了。所幸经过核验,清册所录与箱内实际所储虽有差异,但差错并不算大,出入之处,点验人员均在清册上一一签注。点验完毕,“中央图书馆”将实际所收书目专门造册,上报台湾“文教部”并转“行政院”备案。 

        三、波谲云诡  问瑰宝归途何在 

        去国25年的宝藏终于重回故土,人们无不希望先睹为快。1966年2月,台湾“中央图书馆”从运返归档的三千善本中,每种各选一册,举办展览,昭示天下。这些被称为“平馆善本”的珍贵古籍,引来无数观者。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古籍善本不属于任何私人或官府,而是属于所有炎黄子孙,因此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份永久性的民间档案。 
       台北“中央图书馆”将所接受的装箱古籍内容一经告示,立刻引来众多学人询问。最令“中央图书馆”为难的,是常有这样的询问,某学者说,当年在北平曾见过某珍贵典籍,理应装箱移藏,而此次展览为何没有看见等等。不但民间有此疑惑,时任“中央图书馆”特藏室主任的昌瑞卿,整理编目时也发现,原北平图书馆旧藏众多甲库精品,理应装箱但未见于运美寄存书中,有悖常理。大家记得,战乱之前,内阁档案甲库书目总数约在3700多种,而寄运美国的不到3000,近800种甲库善本精品未能选提装箱,而其中大约500种已下落不明。 
        更让人奇怪的是,若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用此批善本书摄制的缩微胶卷为参照,居然又发现,还有20余种,原装箱清册没有记载,运返台湾的102箱中也不见其踪,只能在缩微胶卷中看到其身影。这些书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 
甚至人们在清点时还发现数种并非善本的普通图书混迹其间,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敦煌卷子在运抵北京途中的遭遇――常常被地方官员偷盗,为怕缺少卷数被人发现,无知的官员们居然敢把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这种敦煌卷子被身首异处最典型的一例是:1997年日本友人青山庆示将其所藏8件11种敦煌遗书送还敦煌研究院,人们发现,其中的“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竟和敦煌研究院保存的一段卷子内容相关,正是同一卷子的两个部分!失散近百年的两件千年前的官府酒帐终于重新聚首。然而,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里,还有这份卷子的第三个部分!一张经卷何以一分为三,散落东洋西洋,恐怕背后的故事也大致相同罢。那些混迹在102箱古籍中并非善本的图书,会不会是另外一出李代桃僵呢?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连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也感觉到保管这份中华民族珍贵遗产的份量非比寻常,1969年,“中央图书馆”以《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为题,出版了详尽书目,并在序言中一再强调:“本馆既负有代保管之重责,而今平馆所藏精品未尽在斯,为恐外界不明,诚有向社会公布之必要。”其中“代保管”一词耐人寻味,寓意深长。比照北京图书馆1987年在其《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前言中的说明“为防日本侵华战争之不虞,本馆曾将一批善本图书凡一百零二箱,远渡重洋。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本馆虽然回藏了这批图书的缩微胶卷,原书却于六十年代初运至台北,暂存于台北中央图书馆。本目对这部分善本图书本应收录,但考虑到考订著录上的复杂性,原书不在,难以解决,只好暂付阙如。”海峡两岸,一曰暂存台北,一曰代为保管,显然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巧合,的确应该是天下华人对中华文化万流归宗的人同此心。其实,两岸学者官员全都了然,这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绝世文化遗产,她只能属于我们的祖国。 
        需要提起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利用此批古籍寄存在国会图书馆的便利条件,摄制缩微胶卷1000多卷,向世界各大图书馆兜售。不知道今天向全世界一再强调知识产权的美国人,对此作何感想。那些拍摄、贩卖中国绝世古籍的美国文化商人们,是否征求过中方的认可,又可曾向中方交纳过哪怕一分钱的版税呢?我们不得而知。 
        再由此稍稍说开去一点,中华文化宝贵遗产的流散,又何尝仅此一案。仅以美国搜藏的中国古籍为例,依据公开出版文献资料粗略统计,《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录》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就包含了2800余部宋元明清刻本以及稿本、抄本、写经,其数量之巨,几乎又是一个102大箱。这还不算哈佛燕京图书馆,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所录,其所藏宋元刻本30余种,明刻本1400余部,清初刻本2000余部,稿本抄本1000余部,加上唐人写经、明清学者尺牍、民国名人手札、舆图等特藏资料,总其所藏,中文善本4000余部,上起南宋,下至清代。所藏之丰,直到1997年才由沈津先生穷两年之全力,将1425种宋元明刻本著录出版,一部书志即洋洋百万言;而其馆藏清初刻本还根本无暇顾及。如此馆藏,不但在欧美和东南亚的大学图书馆中独占鳌头,即使和国内相比,除北大图书馆外,其他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善本也都难以望其项背。又据老人们回忆,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中文善本屡见于日本坊肆,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这一时期经由日本书商,搜购所获甚多。至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等等,无不深怀中文善本珍品。散布全球各地的中国古籍,不但是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也记录了中华遗书失散流离的辛酸故事。 
        自然的山河固然不会因国家的盛衰而移换,但比自然山河更为厚重的文明遗存,却会因国运之动荡而被转移到陌生的异国他乡。举目四望,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他们在全面清理敦煌卷子、中文古籍善本时,往往还要依赖来自中国本土的学者专家;而那些不会说话的中国文物和古籍,有谁能够体会其独处异乡的寂寞与孤独呢?人们渐渐已经发现,国外学者学术水平总体上看固然很高,但研究中国文化,为什么也会出现“月亮也是外国圆”的现象呢?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第一手的中国古代文明资料原来也多流落飘零在世界各大强国!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首任所长傅斯年就已经说,“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他发恨道“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导致多少中国古籍和文物宝藏的背井离乡,这些中华瑰宝难道不就是浪迹天涯的中华文化之高山大河吗。如今,在全球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大多是罕世精品。直到2000年5月香港的拍卖会上,依然有人在拍卖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劫去的文物,而与内阁大库档案齐名的敦煌经卷,其中的数万件珍贵遗书、近千幅唐宋佛画、数百件壁画和塑像都被人为分割,散落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大约40多个收藏单位和研究机构中。如此看来,杜甫的名句“国破山河在”,也显得有些过分乐观呀。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依然无法完全乐观;我们可否期待,不再发生“平馆善本”这样的磨难传奇;可否奢望,散落天涯的中华文明遗宝,终有回家的一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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