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屏 ： 论走向科学技术学
发布时间：2012-01-04
来源：
论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从多角度考察了走向科学技术学的趋势，以及讨论了科学技术学以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和管理为基础学科构架的问题。
关键词：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技术学
当代科技社会化、社会科技化日益发展，科技活动和发展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科学技术及R&D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0年R&D/GDP达1%，2001年达1.1%，科技R&D也进入高速增长期，应该较快达到2%～3%。
科学技术、教育、经济、文化……，如此等等日常话语，人们耳熟能详。从类比的角度看，应该有这门一门学科，如同教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那样，以科学技术为对象并形成相应的学科，即科学技术学。
一个分析的起点
假如真有一门科学技术学，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那么概括地说，这是对于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的研究。显然，这种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一种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对于科技活动和发展的分析和综合。简言之，主要是从文科角度对于科学技术的再认识。当然，这种角度的研究，并不排除采用种种其他方法，包括采用科技方法、数理方法。
对于“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的基本含义进行剖析，也就是从“科技活动维”和“科技发展维”分别加以剖析。
科技活动，其最基本含义就是科技认识和科技实践两个基本方面。对于“科技认识”方面的研究，即大体上是科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这当然就是“科技哲学”。而对于“科技实践”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基本的也就是关于科技（社会）实践论和组织论的研究，这大体上也就是“科技社会学”。
科技发展，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关于科技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研究。对于“科技的历史”的回顾考察、以史为鉴，这是“科学技术史”。“科技的现在和未来”也就是协调现在、谋划未来的问题，这方面的考察，大体上是“科技政策（和管理）”的基本任务。
于是，这里的剖析如图1所示。
图1中所示的是一种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科学技术学的学科构架基本原理”。那么，这里提示我们，如果将“科学技术学”看作“一级学科”，其中至少包含如下四个基本的“二级学科”：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学。
当然，学科构架基本原理也许更应是三维的；各个座标间的可能组合也是丰富多彩的。
图1 对于科技活动和发展的分析及其所对应的分支学科
从国际学术发展的轨迹看
当科学大踏步前进，终于成为了一种专门学术领域、一种显著的社会活动时，1837年威廉·惠威尔（W. Whewell）《归纳科学的历史》、《归纳科学哲学》两本著作的出版，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产生的标志” 。也标志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有着不解之缘。
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带着这种不解之缘进入20世纪，在西方，特别是随着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带来了科学哲学几乎整整兴旺了一个世纪，特别是1960年代更是达到了其兴旺之巅峰。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开展工作的，关于自然辩证法，原苏联侧重于“自然辩证法哲学问题”；中国则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建设一种综合性的学科群，或曰“大口袋”。
事实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些相关学科都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印迹。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史无前例地关注和论述了科学技术。在此影响下，1920年代波兰学者提出了“科学学”（naukoznawstwo）一词，1930年代翻译成英文时采用了science of science。特别是，1931年，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第二届科学史大会上，原苏联黑森（B. Hessen）的《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产生了重要的国际性学术后果。
一方面，1939年，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重点论述了科学活动的数量分析方法、科学教育、科学的应用、科学政策、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等问题，被公认为科学学的主要创始人。 随后，主要是东欧国家，科学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国际上，……曾到达过一个共识，即东方国家（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科学学基本上就是西方国家的科技政策研究。” 对于本文的讨论，注意到这一“共识”尤其重要。
同时期，也正是在黑森的影响下，默顿1930年代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首次使用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提法，同时被视作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美国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与科学学的结合，而科学史的研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刘珺珺也指出，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与科学史学相融合的产物；从一开头就有两种研究传统，即以默顿为代表的狭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和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广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随着人们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广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日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科学学、科学社会学在1950～1960年代迅速成长，196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出现了“科技与社会”。殷登祥指出：“广义的STS是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总称。这在美国学术界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欧洲异军突起，它试图以社会因素说明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
特别还有，作为二战以后国家大规模资助科学技术、介入国家科学技术活动的后果，《科学：无尽的前沿》（1945）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政策报告出现了。1963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科学技术会议后，科技政策成为一个专业性术语并被发达国家共同采用。
因此，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上看，最先是科技史、科技哲学，而后是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学（科学学）顺序地出现了。
从学科体制化进程轨迹看
1892年，法兰西学院终于首次设立了科学史教授席位。随后，在欧洲的多个国家，会议、协会、杂志有了较快的进展。萨顿（G. Sarton）1912年在比利时创办《ISIS》；1920年起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系统的科学史课程，1924年成立了科学史学会。在英国，科学史家辛格与1923年建立了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系。
1947年成立的国际科学史学会和1949年成立的国际科学哲学学会，在1956年合并组成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科学史分会（IUHPS/DHS）。该学会现在是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所属26个科学联合会成员之一，有44个国家（含地区）的成员，19个专业委员会。
在大学中学科建制的情况，是学科建设和成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我们接下去考察一些国际著名大学的相关系所的建立和演变。
在美国哈佛大学，1950年代建立“科学史系” 。目前，该系有正式教员19人，辅助教员4人，教学管理人员15人（其中包括科学仪器收藏管理方面的人员）。
1970年代，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发展起来“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系” ；正式教员9人，助理教员4人。英国剑桥大学建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正式教员11人，系务工作人员5人，计算机工作人员1人，图书馆工作人员3人，博物馆工作人员4人，一大批兼职人员（其中在系里有办公室的有7人）。
1989年，伦塞勒尔理工学院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学系” ，在美国最早授予“科技学”学士、硕士和博士。该系正式教员14人，兼职教员3人。随之，康奈尔大学建立“科学技术学系” ，涵盖从本科到博士教育。该校二战时期开始了科学史和相关讲座，1970年代设置了科技政策分析和相关学科，1991年这些相关的领域联合发展成科学技术学系。该系有15名正式教员（含退休教授2人）和3名兼职教员。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最先建立“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系”的伦敦大学学院，现在也已经是“科学技术学系” 。该系含本科（主要以二学位形式授予理学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在英国首先授予科技学的学位，研究方向包括关于科学的历史、哲学、社会学、政策学和传播学。其中，长期教员9人，研究员4人，管理2人，其他的课程教师5人。
东京工业大学1990年代进行的改革中，建立起来“经营工学专攻”（系）， 包含四个讲座（所）：开发、生产流通工学讲座11人（技术创新、技术政策；生产管理、品质管理，等）；财务经营工学讲座2人（工业经营、经营财务、会计情报、理财工学，等等）；经营数理、情报讲座4人（运筹学、应用概率论、数理计划法、经营情报システム，等）；技术构造分析讲座7人（科学史、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论(STS)、科学方法论、知识构造论）。显然，其中主要的是：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以及科技政策；另外，与情报信息分析、产业经营联系在一起。
另一个例子是明尼苏达大学。该校1953年率先成立国际上第一个科学哲学中心。1972年，又成立了科学技术史计划，其他还有信息处理史研究所，医学史计划和认知科学中心等。1992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下，联合成为“科学技术学”（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计划。 简言之，由科学哲学、科学史，走向了科学技术学。
以上的简单考察中，已经显示出这样的两个方面。首先，从体制上来说，也是对于科学技术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走向对于科学技术的更多视角的研究；其次，当代的趋势是走向“科学技术学”，而且在相应的系、所中，都包含有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和科学政策学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科学技术学手册》所反映的情况
由4S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成立于1970年代）资助、一批名家编辑出版的《科学技术学手册》于1995年问世，篇幅820页，正文包括五个部分和28章：
第一部分 概论
1. 重新发明车轮
第二部分 理论和方法
2. 科学动力学的4种模型
3. 科学技术学的未来：关于方法论的沉思
4. 关于“性别与科学”研究的起源、历史和政治：第一人的解释
5. 科学学的理论图景：社会学传统
第三部分 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
6. 科学及其他内生知识体系
7. 实验室研究：对科学学的文化探索
8. 工程学
9. 技术的女性主义理论
10. 妇女和科学职业
第四部分 建构技术（技术的建构）
11. 复杂的技术学
12. 从“影响”到社会过程：社会和文化中的计算机
13. 科学学与机器智能
14. 人类基因组计划
第五部分 传播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的传播）
15. 话语、修辞和自反性
16. 科学与媒体
17. 公众理解科学
第六部分 科学、技术与辩论
18. 科学的界限
19. 关于科学的辩论：美国公众争论的动力
20. 对科学学的环境挑战
21. 科学作为知识产权
22. 科学知识、辩论和公共决策
第七部分 科学、技术与国家
23. 科学、政府和知识政治学
24. 与政治学的含义相同：美国的政府与科学
25. 变化中的科学和技术的政策议程
26. 科学、技术和军事
27. 欠发达国家的科学和技术
28. 世界的全球化：国际关系中的科学和技术
该《手册》实际上是由28篇专题论文组成，主要是关于科技社会学和科技政策学方面的内容。但《手册》的导言中专门交代了与科学哲学、科学史的关系，指出这里较少涉及到它们，只是因为不想重复大家已经相对熟悉的东西。因此，这里大体上是从“科学技术学”的四个基本方面进行的内容组织。
关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翻译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 Science Stidies）到底怎样翻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建议是将其译作“科学技术研究”。但这样做时，会与科学技术之中的“科学技术研究”难以区分。而且，这种误解还会带来实践上的难以接受。在英文，前一个原文是Studies，而后一个的原文一般采用Researches，其区分是明显的。
若干年前，在翻译约翰·齐曼的著作时，译者将Science Studies 译成“元科学” 。针对该书，采取这种译法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是否是一般具有一般性的译法呢？近年，有学者建议，一般地，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是指对于科学技术认识和活动的再认识，因此是“科学技术元勘” 。这的确也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将之作为学科看待，采用“元勘”作为学科名称过分生僻、不合我国学科目录上关于学科的称谓习惯。
还有学者认为，应该译作“科学技术论”。这样一来，暂时不考虑如何理解Theor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当使用“论”时往往带上了浓厚的哲学色彩，正如atomism、materialism等所体现的，结果是仅仅将其划入了哲学的学科范畴。且不论科技社会学不属于哲学范畴，而且对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现实协调和未来谋划也都统统不见了。再之，将“论”作为学科名称，也是不符合我国的学科目录上的称谓习惯的。
因此，可能还是译作“科学技术学”比较好一些。何况，只要我们翻开英汉词典就可以知道，Studies本来就具有“学科”这样的基本含义。
以上的讨论，以及作为学科进行建设时考虑到我国关于学科称谓的习惯，比如：英文中没有“学”这种后缀的，如Education，在我国叫做“教育学”；再如：英文中另一种情况，如Japan Studies，既有称作“日本研究”的，也有称作“日本学”的。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习惯，即作为一门学科时总是叫做“＊＊学”，那么，这最好叫做“日本学”。至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由于译成“科学技术研究”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那么无论是从“不得不”上讲，还是从学科名称习惯上讲，译成“科学技术学”看来是一种可行的现实的译法。“新科学【技术】学”， 也就是就是“当代的”科学技术学。
我国的学科初创期：历史和共识
考虑我国的实践，必须放在主要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来考察，包括要注意到我国曾经有过一个大哲学的时期。那时，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归结到“哲学”之中或是“哲学”的应用，如果说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种情况，那么，有关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的文科研究基本上都归于“自然辩证法”就是另一个侧面。
1956年，在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提出了作为一门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其中第九个研究课题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这正体现了我国的自然辩证法从来就不仅仅是“科技哲学”，而且是科技社会学、历史、政治学、政策学兼而有之的例证。
1977年3月中科院理论组、中国科协理论组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联合召开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之后，作为“科学春天”的到来，经邓小平圈批，于光远、周培源和钱三强为召集人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作为“全国科学规划会议”的一部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将自然辩证法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同时又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总结运用自然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等并列提出。
方毅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史、科学学和科技管理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日益紧密。”“近来，国际上科学哲学和研究有和科学史的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日益密切结合的趋势。”
于光远则提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一方面“作为对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科学论述的自然辩证法同历史唯物论处于并列的地位，它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和证明”，这是“狭义的自然辩证法”。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群或科学部门“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
龚育之1980年在“《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纪念恩格斯诞生100周年”一文中也指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同自然科学史的理论研究，同科学学以及科学政策、科学管理的理论研究密切结合，是联系实际的必然趋势。”
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于1980年10月在北京举行。 到1983年的第一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了科技史研究“开始深入探讨它的规律性问题，走向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道路”。而且“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西方科学引进来后我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发展这么缓慢？这个重大问题最近引起了科技史学界的共同兴趣。《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于1982年10月在成都开了一次讨论会，其结果于今年出版了一本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从政治条件、社会经济结构、文化背景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因素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也就是说，科技史的研究，与科技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和哲学、组织体制论等方面的研究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1979年7月第一届科学学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社共同发起的。冯之浚在纪念中国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20周年的文章中再一次重申：“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学的理论基础。”
而且，1986年中国首届“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是由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持在广州召开。
在我国，1981年恢复、创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有一个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次年改成“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并沿用至今。与此相适应，它将原设的“科学学与科技政策”栏目改成了“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栏目并同样保存至今。
事实上，在我国，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是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帜下催生、衍生和成长起来的。创办于1979年的《科学与哲学》，第2期就是“科学学专辑”。 而《自然辩证法通讯》自认为“培育和促进了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三个学科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 这也许并非言过其实。
走向科学技术学
但是，在后来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本来有内在联系的这些学科群却是分布在不同的（高一级）学科之中的。学理上的共识并没有得到体制性的保障，其后果是带来了相关学科没有得到协调的发展。
目前，尽管在我国的国家标准中，这四个学科都是存在的，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科学学都是作为二级学科分布在其他一级学科之中。而在学位办学科目录中，科学社会学、科学学现在都不见了。而科技史作为一级学科，既没有学科评议组，在种种基金中也没有专门的“口粮”。目前，大体上可以说，“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是“有户口、有口粮、力量大，但戴了一顶小帽子”；而“科技史”是“有户口、（基本）无口粮、地位高，但有些高处不胜寒”，“科学学”（科技政策和管理）是“不见了户口、到处能找口粮、最活跃，联系实际贡献显著”，而“科学社会学”的情况更弱一些。相应的三个重要的一级学会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技史研究会、中国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会。
凡是列入其他一级学科之中作为二级学科时，以科学技术某一侧面为研究对象的二级学科总是在该一级学科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甚至连科技史，也曾面临了1986年“拟将科技史从理工类调到哲学类哲学学科下作为二级学科”的风浪。“经过各常务理事特别是名誉理事长卢嘉锡、钱临照、柯俊，理事长路甫洋和席泽宗亲自签名写信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王渝生秘书长多次反映情况，最后终于将科学技术史列为一级学科”。
2002年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实际上是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承办的，会议论文集包括如下几个基本部分：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李约瑟之谜”及相关问题，基础科学、医学与农林，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科技政策与管理及其他。在一个“科学技术史”为主题的重要会议上，“科技文化”、“科技政策与管理”也堂而皇之进入了殿堂。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与俞晓群合作）在“科学史在中国”一文中指出：科学史“特别是与相邻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互相渗透影响，从而构成一个研究元科学的新兴边缘学科群。”
我们也于2000年的自然辩证法学术年会上发表了“弘扬自然辩证法传统、建设科学技术学学科群”一文。
新的行动也在形成之中，例如，江苏的18所高校的同行正在积极编写关于“科学技术学”的著作。再例如，大连理工大学成立了科学技术学系。武汉大学“科学学”交叉科学系列课程中，包括《科学引论》、《科学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综合技术学》、《自然科学概念》、《科学技术史》、《交叉科学导论》、《决策学基础》、《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课程。 这里恰恰也包括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和科技政策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因此，新的共识正在形成之中，争取新的体制保障的共识也在孕育之中。
老一辈学者在纪念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建会20周年的专文中说：“在我国科学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广义的科学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其中包括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中外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科技政策和管理工作者（包括各级科委、科协和科技研究机构的管理层）三支方面军的联合和协同作战，是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继续发扬。”
正如科学技术学“一级学科”中包含着四个基本的“二级学科”所表明的，也就是说，要真正建立起来科学技术学“一级学科”，就至少需要四个基本的“二级学科”共同地行动。因此，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学史学会，三家的共识和协调，是将“走向”变成为“现实”、将“共识”变成为“体制”的一个必要前提。这三家有内在联系的、在会员、理事和常务理事也多有交叉的学会，是携手共进、建设科学技术学一级学科时候了。
这是历史的启示，学理的引导，也是现实的共鸣。
曾国屏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从多角度考察了走向科学技术学的趋势，以及讨论了科学技术学以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和管理为基础学科构架的问题。
关键词：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和管理，科学技术学
当代科技社会化、社会科技化日益发展，科技活动和发展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科学技术及R&D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0年R&D/GDP达1%，2001年达1.1%，科技R&D也进入高速增长期，应该较快达到2%～3%。
科学技术、教育、经济、文化……，如此等等日常话语，人们耳熟能详。从类比的角度看，应该有这门一门学科，如同教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那样，以科学技术为对象并形成相应的学科，即科学技术学。
一个分析的起点
假如真有一门科学技术学，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那么概括地说，这是对于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的研究。显然，这种研究的基本理路是一种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对于科技活动和发展的分析和综合。简言之，主要是从文科角度对于科学技术的再认识。当然，这种角度的研究，并不排除采用种种其他方法，包括采用科技方法、数理方法。
对于“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的基本含义进行剖析，也就是从“科技活动维”和“科技发展维”分别加以剖析。
科技活动，其最基本含义就是科技认识和科技实践两个基本方面。对于“科技认识”方面的研究，即大体上是科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这当然就是“科技哲学”。而对于“科技实践”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基本的也就是关于科技（社会）实践论和组织论的研究，这大体上也就是“科技社会学”。
科技发展，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关于科技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研究。对于“科技的历史”的回顾考察、以史为鉴，这是“科学技术史”。“科技的现在和未来”也就是协调现在、谋划未来的问题，这方面的考察，大体上是“科技政策（和管理）”的基本任务。
于是，这里的剖析如图1所示。
图1中所示的是一种逻辑关系，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科学技术学的学科构架基本原理”。那么，这里提示我们，如果将“科学技术学”看作“一级学科”，其中至少包含如下四个基本的“二级学科”：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学。
当然，学科构架基本原理也许更应是三维的；各个座标间的可能组合也是丰富多彩的。
图1 对于科技活动和发展的分析及其所对应的分支学科
从国际学术发展的轨迹看
当科学大踏步前进，终于成为了一种专门学术领域、一种显著的社会活动时，1837年威廉·惠威尔（W. Whewell）《归纳科学的历史》、《归纳科学哲学》两本著作的出版，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产生的标志” 。也标志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有着不解之缘。
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带着这种不解之缘进入20世纪，在西方，特别是随着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带来了科学哲学几乎整整兴旺了一个世纪，特别是1960年代更是达到了其兴旺之巅峰。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开展工作的，关于自然辩证法，原苏联侧重于“自然辩证法哲学问题”；中国则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建设一种综合性的学科群，或曰“大口袋”。
事实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些相关学科都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印迹。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史无前例地关注和论述了科学技术。在此影响下，1920年代波兰学者提出了“科学学”（naukoznawstwo）一词，1930年代翻译成英文时采用了science of science。特别是，1931年，在英国召开的国际第二届科学史大会上，原苏联黑森（B. Hessen）的《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产生了重要的国际性学术后果。
一方面，1939年，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重点论述了科学活动的数量分析方法、科学教育、科学的应用、科学政策、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等问题，被公认为科学学的主要创始人。 随后，主要是东欧国家，科学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在国际上，……曾到达过一个共识，即东方国家（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科学学基本上就是西方国家的科技政策研究。” 对于本文的讨论，注意到这一“共识”尤其重要。
同时期，也正是在黑森的影响下，默顿1930年代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首次使用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提法，同时被视作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美国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与科学学的结合，而科学史的研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刘珺珺也指出，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与科学史学相融合的产物；从一开头就有两种研究传统，即以默顿为代表的狭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和以贝尔纳为代表的广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随着人们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广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日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随着科学学、科学社会学在1950～1960年代迅速成长，196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出现了“科技与社会”。殷登祥指出：“广义的STS是一个学科群，是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学科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总称。这在美国学术界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欧洲异军突起，它试图以社会因素说明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
特别还有，作为二战以后国家大规模资助科学技术、介入国家科学技术活动的后果，《科学：无尽的前沿》（1945）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政策报告出现了。1963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科学技术会议后，科技政策成为一个专业性术语并被发达国家共同采用。
因此，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上看，最先是科技史、科技哲学，而后是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学（科学学）顺序地出现了。
从学科体制化进程轨迹看
1892年，法兰西学院终于首次设立了科学史教授席位。随后，在欧洲的多个国家，会议、协会、杂志有了较快的进展。萨顿（G. Sarton）1912年在比利时创办《ISIS》；1920年起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系统的科学史课程，1924年成立了科学史学会。在英国，科学史家辛格与1923年建立了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系。
1947年成立的国际科学史学会和1949年成立的国际科学哲学学会，在1956年合并组成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科学史分会（IUHPS/DHS）。该学会现在是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所属26个科学联合会成员之一，有44个国家（含地区）的成员，19个专业委员会。
在大学中学科建制的情况，是学科建设和成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我们接下去考察一些国际著名大学的相关系所的建立和演变。
在美国哈佛大学，1950年代建立“科学史系” 。目前，该系有正式教员19人，辅助教员4人，教学管理人员15人（其中包括科学仪器收藏管理方面的人员）。
1970年代，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发展起来“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系” ；正式教员9人，助理教员4人。英国剑桥大学建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正式教员11人，系务工作人员5人，计算机工作人员1人，图书馆工作人员3人，博物馆工作人员4人，一大批兼职人员（其中在系里有办公室的有7人）。
1989年，伦塞勒尔理工学院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学系” ，在美国最早授予“科技学”学士、硕士和博士。该系正式教员14人，兼职教员3人。随之，康奈尔大学建立“科学技术学系” ，涵盖从本科到博士教育。该校二战时期开始了科学史和相关讲座，1970年代设置了科技政策分析和相关学科，1991年这些相关的领域联合发展成科学技术学系。该系有15名正式教员（含退休教授2人）和3名兼职教员。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最先建立“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系”的伦敦大学学院，现在也已经是“科学技术学系” 。该系含本科（主要以二学位形式授予理学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在英国首先授予科技学的学位，研究方向包括关于科学的历史、哲学、社会学、政策学和传播学。其中，长期教员9人，研究员4人，管理2人，其他的课程教师5人。
东京工业大学1990年代进行的改革中，建立起来“经营工学专攻”（系）， 包含四个讲座（所）：开发、生产流通工学讲座11人（技术创新、技术政策；生产管理、品质管理，等）；财务经营工学讲座2人（工业经营、经营财务、会计情报、理财工学，等等）；经营数理、情报讲座4人（运筹学、应用概率论、数理计划法、经营情报システム，等）；技术构造分析讲座7人（科学史、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论(STS)、科学方法论、知识构造论）。显然，其中主要的是：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与社会，以及科技政策；另外，与情报信息分析、产业经营联系在一起。
另一个例子是明尼苏达大学。该校1953年率先成立国际上第一个科学哲学中心。1972年，又成立了科学技术史计划，其他还有信息处理史研究所，医学史计划和认知科学中心等。1992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下，联合成为“科学技术学”（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计划。 简言之，由科学哲学、科学史，走向了科学技术学。
以上的简单考察中，已经显示出这样的两个方面。首先，从体制上来说，也是对于科学技术的某一方面的研究，走向对于科学技术的更多视角的研究；其次，当代的趋势是走向“科学技术学”，而且在相应的系、所中，都包含有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和科学政策学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科学技术学手册》所反映的情况
由4S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成立于1970年代）资助、一批名家编辑出版的《科学技术学手册》于1995年问世，篇幅820页，正文包括五个部分和28章：
第一部分 概论
1. 重新发明车轮
第二部分 理论和方法
2. 科学动力学的4种模型
3. 科学技术学的未来：关于方法论的沉思
4. 关于“性别与科学”研究的起源、历史和政治：第一人的解释
5. 科学学的理论图景：社会学传统
第三部分 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
6. 科学及其他内生知识体系
7. 实验室研究：对科学学的文化探索
8. 工程学
9. 技术的女性主义理论
10. 妇女和科学职业
第四部分 建构技术（技术的建构）
11. 复杂的技术学
12. 从“影响”到社会过程：社会和文化中的计算机
13. 科学学与机器智能
14. 人类基因组计划
第五部分 传播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的传播）
15. 话语、修辞和自反性
16. 科学与媒体
17. 公众理解科学
第六部分 科学、技术与辩论
18. 科学的界限
19. 关于科学的辩论：美国公众争论的动力
20. 对科学学的环境挑战
21. 科学作为知识产权
22. 科学知识、辩论和公共决策
第七部分 科学、技术与国家
23. 科学、政府和知识政治学
24. 与政治学的含义相同：美国的政府与科学
25. 变化中的科学和技术的政策议程
26. 科学、技术和军事
27. 欠发达国家的科学和技术
28. 世界的全球化：国际关系中的科学和技术
该《手册》实际上是由28篇专题论文组成，主要是关于科技社会学和科技政策学方面的内容。但《手册》的导言中专门交代了与科学哲学、科学史的关系，指出这里较少涉及到它们，只是因为不想重复大家已经相对熟悉的东西。因此，这里大体上是从“科学技术学”的四个基本方面进行的内容组织。
关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翻译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或 Science Stidies）到底怎样翻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一种建议是将其译作“科学技术研究”。但这样做时，会与科学技术之中的“科学技术研究”难以区分。而且，这种误解还会带来实践上的难以接受。在英文，前一个原文是Studies，而后一个的原文一般采用Researches，其区分是明显的。
若干年前，在翻译约翰·齐曼的著作时，译者将Science Studies 译成“元科学” 。针对该书，采取这种译法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是否是一般具有一般性的译法呢？近年，有学者建议，一般地，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是指对于科学技术认识和活动的再认识，因此是“科学技术元勘” 。这的确也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将之作为学科看待，采用“元勘”作为学科名称过分生僻、不合我国学科目录上关于学科的称谓习惯。
还有学者认为，应该译作“科学技术论”。这样一来，暂时不考虑如何理解Theor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当使用“论”时往往带上了浓厚的哲学色彩，正如atomism、materialism等所体现的，结果是仅仅将其划入了哲学的学科范畴。且不论科技社会学不属于哲学范畴，而且对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现实协调和未来谋划也都统统不见了。再之，将“论”作为学科名称，也是不符合我国的学科目录上的称谓习惯的。
因此，可能还是译作“科学技术学”比较好一些。何况，只要我们翻开英汉词典就可以知道，Studies本来就具有“学科”这样的基本含义。
以上的讨论，以及作为学科进行建设时考虑到我国关于学科称谓的习惯，比如：英文中没有“学”这种后缀的，如Education，在我国叫做“教育学”；再如：英文中另一种情况，如Japan Studies，既有称作“日本研究”的，也有称作“日本学”的。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习惯，即作为一门学科时总是叫做“＊＊学”，那么，这最好叫做“日本学”。至于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由于译成“科学技术研究”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那么无论是从“不得不”上讲，还是从学科名称习惯上讲，译成“科学技术学”看来是一种可行的现实的译法。“新科学【技术】学”， 也就是就是“当代的”科学技术学。
我国的学科初创期：历史和共识
考虑我国的实践，必须放在主要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中来考察，包括要注意到我国曾经有过一个大哲学的时期。那时，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归结到“哲学”之中或是“哲学”的应用，如果说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的历程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种情况，那么，有关科学技术的活动和发展的文科研究基本上都归于“自然辩证法”就是另一个侧面。
1956年，在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提出了作为一门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其中第九个研究课题是“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这正体现了我国的自然辩证法从来就不仅仅是“科技哲学”，而且是科技社会学、历史、政治学、政策学兼而有之的例证。
1977年3月中科院理论组、中国科协理论组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联合召开的“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之后，作为“科学春天”的到来，经邓小平圈批，于光远、周培源和钱三强为召集人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作为“全国科学规划会议”的一部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中，将自然辩证法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同时又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总结运用自然辩证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等并列提出。
方毅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史、科学学和科技管理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日益紧密。”“近来，国际上科学哲学和研究有和科学史的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日益密切结合的趋势。”
于光远则提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一方面“作为对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科学论述的自然辩证法同历史唯物论处于并列的地位，它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和证明”，这是“狭义的自然辩证法”。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群或科学部门“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
龚育之1980年在“《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纪念恩格斯诞生100周年”一文中也指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同自然科学史的理论研究，同科学学以及科学政策、科学管理的理论研究密切结合，是联系实际的必然趋势。”
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于1980年10月在北京举行。 到1983年的第一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了科技史研究“开始深入探讨它的规律性问题，走向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道路”。而且“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西方科学引进来后我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发展这么缓慢？这个重大问题最近引起了科技史学界的共同兴趣。《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于1982年10月在成都开了一次讨论会，其结果于今年出版了一本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从政治条件、社会经济结构、文化背景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因素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也就是说，科技史的研究，与科技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和哲学、组织体制论等方面的研究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1979年7月第一届科学学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社共同发起的。冯之浚在纪念中国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20周年的文章中再一次重申：“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学的理论基础。”
而且，1986年中国首届“科学社会学学术讨论会”是由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持在广州召开。
在我国，1981年恢复、创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有一个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次年改成“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并沿用至今。与此相适应，它将原设的“科学学与科技政策”栏目改成了“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栏目并同样保存至今。
事实上，在我国，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是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帜下催生、衍生和成长起来的。创办于1979年的《科学与哲学》，第2期就是“科学学专辑”。 而《自然辩证法通讯》自认为“培育和促进了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三个学科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 这也许并非言过其实。
走向科学技术学
但是，在后来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本来有内在联系的这些学科群却是分布在不同的（高一级）学科之中的。学理上的共识并没有得到体制性的保障，其后果是带来了相关学科没有得到协调的发展。
目前，尽管在我国的国家标准中，这四个学科都是存在的，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科学学都是作为二级学科分布在其他一级学科之中。而在学位办学科目录中，科学社会学、科学学现在都不见了。而科技史作为一级学科，既没有学科评议组，在种种基金中也没有专门的“口粮”。目前，大体上可以说，“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是“有户口、有口粮、力量大，但戴了一顶小帽子”；而“科技史”是“有户口、（基本）无口粮、地位高，但有些高处不胜寒”，“科学学”（科技政策和管理）是“不见了户口、到处能找口粮、最活跃，联系实际贡献显著”，而“科学社会学”的情况更弱一些。相应的三个重要的一级学会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技史研究会、中国科学学和科技政策研究会。
凡是列入其他一级学科之中作为二级学科时，以科学技术某一侧面为研究对象的二级学科总是在该一级学科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甚至连科技史，也曾面临了1986年“拟将科技史从理工类调到哲学类哲学学科下作为二级学科”的风浪。“经过各常务理事特别是名誉理事长卢嘉锡、钱临照、柯俊，理事长路甫洋和席泽宗亲自签名写信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王渝生秘书长多次反映情况，最后终于将科学技术史列为一级学科”。
2002年由“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实际上是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承办的，会议论文集包括如下几个基本部分：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李约瑟之谜”及相关问题，基础科学、医学与农林，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科技政策与管理及其他。在一个“科学技术史”为主题的重要会议上，“科技文化”、“科技政策与管理”也堂而皇之进入了殿堂。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与俞晓群合作）在“科学史在中国”一文中指出：科学史“特别是与相邻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互相渗透影响，从而构成一个研究元科学的新兴边缘学科群。”
我们也于2000年的自然辩证法学术年会上发表了“弘扬自然辩证法传统、建设科学技术学学科群”一文。
新的行动也在形成之中，例如，江苏的18所高校的同行正在积极编写关于“科学技术学”的著作。再例如，大连理工大学成立了科学技术学系。武汉大学“科学学”交叉科学系列课程中，包括《科学引论》、《科学社会学》、《科学方法论》、《综合技术学》、《自然科学概念》、《科学技术史》、《交叉科学导论》、《决策学基础》、《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课程。 这里恰恰也包括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和科技政策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因此，新的共识正在形成之中，争取新的体制保障的共识也在孕育之中。
老一辈学者在纪念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建会20周年的专文中说：“在我国科学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广义的科学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其中包括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中外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科技政策和管理工作者（包括各级科委、科协和科技研究机构的管理层）三支方面军的联合和协同作战，是我们的一个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继续发扬。”
正如科学技术学“一级学科”中包含着四个基本的“二级学科”所表明的，也就是说，要真正建立起来科学技术学“一级学科”，就至少需要四个基本的“二级学科”共同地行动。因此，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技术学史学会，三家的共识和协调，是将“走向”变成为“现实”、将“共识”变成为“体制”的一个必要前提。这三家有内在联系的、在会员、理事和常务理事也多有交叉的学会，是携手共进、建设科学技术学一级学科时候了。
这是历史的启示，学理的引导，也是现实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