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迟:《瓦尔登湖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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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迟:《瓦尔登湖译序》
                                                               瓦   尔    登    湖 
                                          译本序

        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你再打开这本书,否则你也许会读不下去,认为它太浓缩,难读,艰深,甚至会觉得它莫明其妙,莫知所云。
        这个中译本的第一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注意这本书的人很少。
        但到了五十年代,在香港却有过一本稍稍修订了它的译文的,署名吴明实(无名氏)的盗印本,还一再再版,再版达六版之多。
        这个中译本的在国内再版,则是在初版之后三十二年的1982年,还是在上海,经译者细加修订之后,由译文出版社出第二版的。这次印数一万三千册。几年前,《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决定,将它收入这套丛书,要我写一篇新序。那时我正好要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有了可能去访问马萨堵塞州的康科德城和瓦尔登湖了。在美国时,我和好几个大学的中外教授进行了关于这本书的交谈,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于今回想起来,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对这第二版的译文我又作了些改进,并订正了一两处误译,只是这一篇新序却总是写不起来。1985年写了一稿,因不满意,收回重写。然一连几年,人事倥偬,新序一直都没有写出来。为什么呢?最近找出了原因来,还是我的心没有安静下来。就是国为这个了,这回可找到了原因,就好办了。心真正地安静了下来,这总是可以做到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安排了。为何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本《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在你思考一些什么问题时,你才有可能和这位亨利,戴维·梭罗先生一起,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
        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结伴的。他常常只是一个人。他认为没有比孤独这个伴儿更好的伴儿了。他的生平十分简单,十分安静。1817年7月12日梭罗生于康科德城;就学并毕业于哈佛大学(1833-1837年);回到家乡,执教两年(1838-1840年)。然后他住到了大作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家里(1841-1843年),当门徒,又当助手,并开始尝试写作。到1845年,他就单身只影,拿了一柄斧头,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独居到1847年才回到康城。1848年他又住在爱默生家里;1849年,他完成了一本叫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的书。差不多同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消极反抗》(On Civil Disobedience)的极为著名的、很有影响的论文,按字面意义,这也可以译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它。然后,到了1854年,我们的这本文学名著《瓦尔登湖》出版了。本书有了一些反响,但开始的时候并不
大。随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859年,他支持了反对美国蓄奴制度的运动;当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约翰·布朗竟被逮捕,且被判绞刑处死时,他发表了为布朗辩护和呼吁的演讲,并到教堂敲响钟声,举行了悼念活动。此后他患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862年病逝于康城,终年仅44岁。他留下了《日记》39卷,自有人给他整理,陆续出版,已出版有多种版本和多种选本问世。
        他的一生是如此之简单而馥郁,又如此之孤独而芬芳。也可以说,他的一生十分不简单,也毫不孤独。他的读者将会发现,他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而且是精美绝伦,世上罕见,和他交往的人不多,而神交的人可就多得多了。
        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即马省的康城,深感自豪。康城是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的首义之城。他说过,永远使他惊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最可尊敬的地点”之一,而且“时间也正好合适”,适逢美国知识界应运而生的、最活跃的年代。在美洲大陆上,最早的欧洲移民曾居住的“新英格兰”六州,正是美国文化的发祥之地。而正是在马省的康城,点燃起来了美国精神生活的辉耀火炬。小小的康城,风光如画。一下子,那里出现了四位大作家:爱默生,霍桑,阿尔考特,和他,梭罗。1834年,爱默生定居于康城,曾到哈佛大学作了以《美国学者》为题的演讲。爱默生演讲,撰文,出书,宣扬有典型性的先知先觉的卓越的人,出过一本《卓越的人》,是他的代表作。他以先驱者身份所发出的号召,给了梭罗以深刻的影响。
        梭罗大学毕业后回到康城,正好是他二十岁之时。1837年10月22日,那天他记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
       “‘你现在在于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我今天开始,记下了这第一条。
       “如果要孤独,我必须要逃避现在——我要我自己当心。在罗马皇帝的明镜大殿里我怎么能孤独得起来呢?我宁可找一个阁楼。在那里是连蜘蛛也不受干扰的,更不用打扫地板了,也用不到一堆一堆地堆放柴火。”
        那个条文里面的“他”,那个发问的人就是爱默生,这真是一槌定了音的。此后,梭罗一直用日记或日志的形式来记录思想。日记持续了二十五年不断。正像卢梭写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思想》一样,他写的也是一个孤独者的日记。而他之要孤独,是因为他要思想,他爱思想。
        稍后,在1838年2月7日,他又记下了这样一条:
       “这个斯多噶主义者(禁欲主义者)的芝诺(希腊哲人)跟他的世界的关系,和我今天的情况差不多。说起来,他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有好多这样的人家呵!——会做生意,会讲价钱,也许还会吵吵嚷嚷,然而他也遇到过风浪,翻了船,船破了,他漂流到了皮拉乌斯海岸,就像什么约翰,什么汤麦斯之类的平常人中间的一个人似的。
       “他走进了一家店铺子,而被色诺芬(希腊军人兼作家)的一本书(《长征记》)迷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一个新我的日子在他的面前升了起来……尽管芝诺的血肉之躯还是要去航海呵,去翻船呵,去受凤吹浪打的苦呵,然而芝诺这个真正的人,却从此以后,永远航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了。”
         这里梭罗是以芝诺来比拟他自己的,并也把爱默生比方为色诺芬了。梭罗虽不是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他却是出身于一个商人的时代,至少他也得适应于当时美国的商业化精神,梭罗的血肉之躯也是要去航海的,他的船也是要翻的,他的一生中也要遇到风吹和浪打的经历的,然而真正的梭罗却已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海洋上,他向往于那些更高的原则和卓越的人,他是向往于哲学家和哲学了。
        就在这篇日记之后的第四天,爱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记上也记着:“我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朋友了。仿佛他已具有一种自由的和正直的心智,是我从来还未遇到过的。”过了几天,爱默生又在自己的日记里写:“我的亨利·梭罗可好呢,以他的单纯和明晰的智力使又一个孤独的下午温煦而充满了阳光,”四月中,爱默生还记着:“昨天下午我和亨利·梭罗去爬山,雾蒙蒙的气候温暖而且愉快,仿佛这大山如一座半圆形的大剧场,欢饮下了美酒一样,”在爱默生的推动之下,梭罗开始给《日晷》杂志寄诗写稿了。但一位要求严格的编辑还多次退了他的稿件。梭罗也在康城学院里作了一次题为《社会》的演讲,而稍稍引起了市民的注意。到1841年,爱默生就邀请了梭罗住到他家里去。当时爱默生大事宣扬他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聚集了一班同人,就像办了个先验主义俱乐部似的。但梭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先验主义者。在一段日记中他写着:“人们常在我耳边叮咛,用他们的美妙理论和解决宇宙问题的各种花言巧语,可是对我并没有帮助。我还是回到那无边无际,亦无岛无屿的汪洋大海上去,一刻不停地探测着、寻找着可以下锚,紧紧地抓住不放的一处底层的好。”
        本来梭罗的家境比较困难,但还是给他上了大学,并念完了大学。然后他家里的人认为他应该出去闯天下了。可是他却宁可国家乡,在康城的一所私立中学教教书。之后不久,只大他一岁的哥哥约翰也跑来了。两人一起教书。哥哥教英语和数学,弟弟教古典名著、科学和自然史。学生们很爱戴他们俩。亨利还带学生到河上旅行,在户外上课、野餐,让学生受到以大自然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的生活教育。一位朋友曾称罗梭为“诗人和博物学家”,并非过誉。他的生活知识是丰富,而且是渊博的。当他孤独时,整个大自然成了他的伴侣。据爱默生的弟弟的回忆,梭罗的学生告诉过他:当梭罗讲课时,学生们静静地听着,静得连教室里掉下一支针也能听得清楚。
       1839年7月,一个十七岁的少女艾伦·西华尔来到康城,并且访问了梭罗这一家子。她到来的当天,亨利就写了一首诗。五天后的日记中还有了这么一句:“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惟有爱之弥甚之一法耳。”这大约就是为了艾伦的缘故写的。不料约翰也一样爱上了她,这就使事情复杂化了。三人经常在一起散步,在河上划船。登山观看风景,进入森林探险,他们还在树上刻下了他们的姓氏的首字。谈话是几乎没完没了的,但是这个幸福的时间并不长久。
    这年春天,哥儿俩曾造起了一条船。八月底,他们乘船沿着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作了一次航行。在旅途上,一切都很好,只是两人之间已有着一些微妙的裂纹,彼此都未言明,实际上他们已成了情敌。后来约翰曾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绝了。再后来,亨利也给过她一封热情的信,而她回了他一封冷淡的信。不久后,艾伦就嫁给了一个牧师。这段插曲在亨利心头留下了创伤。但接着发生了一件绝对意想不到的事,1842年的元旦,约翰在一条皮子上磨利他的剃刀片刀刃时,不小心划破了他的左手中指一他用布条包扎了,没有想到两三天后化脓了,全身疼痛不堪。赶紧就医,已来不及,他得了牙关紧闭症,败血病中之一种。他很快进入了弥留状态。十天之后,约翰竟此溘然长逝了。
        突然的事变给了亨利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他虽然竭力保持平静,回到家中却不言不语。一星期后,他也病倒了,似乎也是得了牙关紧闭症。幸而他得的并不是这种病,是得了由于心理痛苦引起来的心身病状态。整整三个月,他都在这个病中,到四月中他又出现在园子里了,才渐渐地恢复过来。
        那年亨利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诗中,他问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答复是他的兄长兼友人,约翰,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们结了绸繆,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颜为他自己的容颜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约翰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
        从这里开始,亨利才恢复了信心和欢乐。他在日记中写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说明过去的经历的甘美。悲伤的时候,多么的容易想起快乐!冬天,蜜蜂不能酿蜜,它就消耗已酿好的蜜。”这一段时间里,他是在养病,又养伤;在蛰居之中,为未来作准备,在蓄势,蓄水以待开闸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说:“我必须承认,若问我对于社会我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要没有财富要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惟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
       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
        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又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在爱默生弟弟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恰恰因为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营利的营生。
        于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上买了一块地。当这年过去了之后,梭罗得到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允许,可以让他“居住在湖边”。终于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溶,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这木屋里,这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他独立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他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决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那发生于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去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之拒付此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什么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桔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
        在1849年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用的题目是《对市政府的抵抗》。在1866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个在加拿大的美国人,及其反对奴隶制和改革的论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题目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此文题目究竟应该用哪一个,读书界颇有争论,并有人专门研究这问题。我国一般地惯用了这个《消极反抗》的题名,今承其旧,不再改变。文中,梭罗并没有发出什么政治行动的号召,这毋宁说正是他一贯倡导的所谓“更高的原则”中之一项。他认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于人民的事,它不应该去干扰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这个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议和抵抗这一个政府,不服从这一个政府。他认为,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抵抗的权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这篇《消极抵抗》的论文,首先是给了英国工党和费边主义者以影响,后来又对于以绝食方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与“非暴力主义”有很大的作用,对于1960年马丁·路德·金,在非洲争取民权运动也有很大的作用,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响,以及对罗曼·罗兰也有一些影响。
        梭罗是一生都反对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1845年的消极反抗之后,他还写过《马省的奴隶制》(1854年)一文,他和爱默生一起支持过约翰·布朗。1859年10月,布朗企图袭击哈泼斯渡口失败而被捕,11月刑庭判处布朗以绞刑,梭罗在市会堂里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开追悼会时,他到市会堂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了追悼会。梭罗关于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是强烈的政治言行。
    这期间,梭罗患上了肺结核症,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作了一次医疗性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死于1862年5月6日,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1849年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这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著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和宗教等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一千册,只售出一百多册,送掉七十五册,存下七百多册,在书店仓库里放到1853年,全部退给作者了。梭罗曾诙谐他说,我家里大约藏书九百册,自己著的书七百多册。
        他的第二本书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讥讽和批评。但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元月,却在《西敏寺周报》上给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圣”的好评。那些自以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们的规范,来规规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们毫不理解的事物的价值,自然要把梭罗的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行为,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梦虚妄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本书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业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一本独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写的39卷手稿,是他的日记或日志,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时的,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去世后己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计有《旅行散记》(1863年)、《缅因森林》(1864年)、《科德角》(1865年)三种。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罗文集》,有1906年的和1971年的两种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记,有《梭罗:一个作家的日记》、《梭罗日记》两卷本、《梭罗日记之心》的精选本等。以上只是梭罗生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说一点他的这本书。
        对于《瓦尔登湖》,不须多说什么,只是还要重复一下,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自然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粟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问过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谁个又能不失却什么呢?
        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在自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的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应当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作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书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说得再好,也比不上读者直接去读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在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这本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污染使人们又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净的清新空气。梭罗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他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译者曾得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励;译出后曾编入《美国文学丛书》,1949年出了第一版。1982年再版时,参考了香港吴明实的版本。译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编审过程中,对译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工作。对所有这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们,就在这里,深致感谢。
                            译者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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