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佰莲:信息与唯物论“第四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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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佰莲:信息与唯物论“第四形态”
信息与唯物论“第四形态”
                      
                              马佰莲
              (山东大学马列部,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  信息概念的产生并不表明出现了一个超越于物质和精神之上的更高的哲学本体,从本质上说不存在信息概念超出并推翻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问题。因而,“辩证虚物论”者所主张的把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划分为实物和虚物,并以此取代物质和精神概念,认为实物宇宙实际上是虚物主导化的世界,究其实质不过是精神支配和决定物质的翻版。所谓辩证虚物论或唯物论第四形态不过是个人主观臆想的东西。信息概念不是推翻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  信息;唯物论第四形态; 物质;虚物

             Information and the Fourth Form of Materialism
             
                                  Ma Bailian
   (Department of Marx-Leninism,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stretches over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 but it does not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nother philosophical noumenon which goes beyond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 Essentially speaking information neither rules out nor overthrows the traditional ontology philosophy. Those who insist the dialectical virtual theory and divide being of the world into objects and invisible to replace material and spirit, state that the object world in fact is dominated by the invisible, which actually pertains to be idealism that spirit guides material. In conclusion, we think that the dialectical virtual theory or the fourth form of materialism is only things based on illusions. Information idea develops philosophy of Marxism, but doesn’t overturn it. 
  Key words: information; the fourth form of materialism; objects; invisible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第121页),恩格斯也说,“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2](第211页)。这表明哲学具有时代性,任何哲学都离不开它赖以产生的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当代,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对信息和信息现象进行哲学思考和定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张青松先生在“虚物主导性与唯物论第四形态探讨” [3]一文中认为,信息时代是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哲学如果不想落后于信息时代及其科学发展的步伐,就必须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时代精神的精华,为此就需要寻求和确定继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后的唯物主义“第四形态”-辩证虚物论;信息时代的唯物论是一种虚物本体论,世界是虚物主导化的世界。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并不揣浅陋,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信息概念超出并推翻了传统本体论哲学了吗?

    关于信息这一问题,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信息论的奠基人申农,从通讯理论的角度把信息定义为“对不确定性的消除”。艾什比在《控制论导论》中认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信息就是“被传输的变异度”。维纳则从人、动物和机器的通讯过程相统一的观点出发,把信息与系统的有序性联系起来,认为信息是系统的组织程度、有序程度的标志,“信息量实质上就是负熵”。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的哲学命题。
    随着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对信息的本质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认为信息作为一种运动过程,要包括信息的发出和接收;信息从信源到信宿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映过程。它横跨了物质和意识两大类现象。首先,信息作为一种运动过程,它表示信源和信宿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识别关系,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不同信息表征着不同的事物,从而信息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其次,信息作为事物的一种反映性特征,它表示了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客体的变化,无论是客体的变化还是主体的知识系统的变化都具有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由于主体的选择接收的差异性的存在,信息本身存在着解读的不确定性[4]。因此,信息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特性。
    张青松先生认为,既然信息既不能被归结为物质也不能被归结为精神,因此,“传统的唯物论范式---物质和精神范畴---便无法包括和确认信息现象的本体论归属”,如此以来,在信息时代,以物质和精神为基础的传统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便被打破了,“也就是说,物质与精神关系上的唯物论(及其形式)是不能反映信息现象及其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基于此,他把信息归结为共振虚物,提出应该以实物与虚物范畴取代原来的物质和精神范畴。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颇值得商榷的。因为信息作为一个概念虽然涵盖物质和精神两类现象,但它并不是在物质和精神之外独立存在的第三种现象,也并未超出传统本体论的范畴,因而所谓“物质和精神关系上的唯物论是不能反映信息现象及其时代精神的精华”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从实践出发、从主体出发理解物质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看作是与主体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客观存在[5](第58页),把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看作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看作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6](第127页),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信息概念横跨了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并不表明它超出和推翻了以物质和精神为基础的传统唯物论的基本范式,它所冲破和推翻的仅仅是“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我们周围世界、从而把物质和精神截然对立起来的二极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来说,信息概念则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科学基础。在这里我们赞成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其《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所说,“只要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没有解决,它就是不可超越的。如果谁想在当代反对和超越马克思主义,谁就只能回复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陈腐思想上去。” [7](第378页) 

    二、实物宇宙是虚物主导化的世界吗?
    
    张青松先生把物质(实际是物质具体形态)分为虚物和实物,把虚物界定为 “无形的存在和实体的无”,并将虚物分为共振虚物、观念虚物、自然虚物、内质虚物等,认为“一切实物现象都受其内部规律即内质虚物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物宇宙实际上是虚物主导化的世界。”在这里张先生所讲实物世界受其内在规律支配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既然张先生所谓的虚物是指除了“有形实体存在”之外的一切,其中包括客观规律、各种波性物质及社会信息符号(形象的、思维的、文化的、语言的)等,又包括精神现象,故而谈“虚物主导论”,这就难免让人产生“精神主导世界”之嫌,换言之就是精神决定物质。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能否认信息和精神是‘物’(但它是虚物而不是实物),否则世界还怎么统一于物质性呢?因此唯物论的‘唯’不能只唯实物不唯虚物,唯物论的‘物’也不能只讲实物不讲虚物。……那么信息时代的唯物论则应该是一种虚物主义的本体论。”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张先生似乎是在向我们申明精神也是物质,并认为只有把精神说成是物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才会得以确立。
    张先生所说的实物和虚物,决不是在物质范畴内的划分,而是把物质和意识混杂起来又重新划分的结果。即我们眼前的世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除了实物(有形实体的存在)以外,都是虚物,所以虚物既包含了波、场和客观规律等物质性存在,也包含了思想、观念和知识等精神性存在。因此,所谓“实物宇宙是虚物主导化的世界”不外乎三方面的含义。如果把“虚物”理解为规律,仅仅从“一切实物现象都有其内部规律即内质虚物的支配”的意义上谈“虚物主导性”,那就相当于在说世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如果在思想、观念和知识等精神性存在的意义上讲“虚物”,那么,“虚物主导性”则包含了“意识支配世界”、“精神主导物质”的思想,这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如果在 “波、场等物质性存在”的意义上理解“虚物”,认为“波、场等物质性存在”主导实物世界,也是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实物和场是自然界中两种基本的物质存在形态,而任何场都是某种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不能离开实物而单独存在;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揭示了微观世界客体是波动性和实物粒子的统一,在这里并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爱因斯坦曾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建立统一场论,企图将实物宇宙归结为连续场的存在,但是他的这一努力和梦想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的物理学家则从场和粒子相结合的角度初步建立了统一场论。这一事实从科学上论证了张先生主张的波、场等主导世界的观点是行不通的。
    在“虚物主导性”的这三层含义中,张先生最为看中的是第三层。他论证说,“实物由于本身的性质,要克服比虚物更多的力而做功才能实现,因而是高能耗的。虚物由于本身的寄存波性,实现外延转换比实物省功省能。”但我们认为,虚物与实物相比,不能说谁的作用大,谁的作用小。二者各有其不同的传播方式和运动规律,它们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张文用“传递一条信息与运输一吨钢材相比,省能而又致序即减少不确定性”来论证虚物主导性,但是我们要把一吨钢材从甲地运到乙地,则是不能用信息的传递来替代的。尤有可言者, 从信息论发展到虚拟现实技术,人们通过虚拟实在可以对真实世界进行数字化再现,还可以构建出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场景,通过人机互动,它能为人类创造出有如身临其境的真实性,使人在其中可以进行虚拟情感交流、飞机设计、模型的预制造等。[8](第68-73页)尽管如此,作为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人工实在,虚拟实在可以部分地取代人的经验,但不能完全代替现实的物理实在,人们也不能仅仅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实际上,正如画饼不能充饥一样,实物和虚物有其各自的功用,它们不能互相取代,更不能说虚物主导支配实物,正如虚拟实在不能成为人的生活主导一样。

    三、虚物生产力决定物质生产力吗?

    张青松先生把知识信息、科学技术、货币、法律、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等规定为社会虚物,提出在现代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时代,既然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及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和物化,那么,就必须承认人类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确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必须承认虚物生产力即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决定物质生产力,从而承认社会虚物主导和支配社会实物。我们认为,这一说法也是颇值得商榷的。
    的确,在知识和信息经济时代,原来外在于经济的科技与教育已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并入生产过程,科技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每一环节,使“科技、生产、经济”呈一体化趋势,导致了科技超前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成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准备和手段,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学技术变为第一生产力。但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没有否定更没有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思想。相反,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进入信息时代的现代社会,社会生产、经济上的需要始终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证明,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对自然界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而且愈来愈是如此。[9](第489页)我们知道,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0%,同样地,发达国家企业对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达到了70~80%。而我国企业对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为40%左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40%,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有相当的距离。这一现象表明,科学技术并不直接就是第一生产力,要成为第一生产力 需要“转化”,而“转化”的实现既取决于科技对社会需要的符合程度,更取决于社会对科技的支持和满足程度。现代科技的发展愈来愈离不开社会生产的支持, 社会生产实践的水平和状况制约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当代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也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相对优势跟该国的主要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反映经济需要的社会生产始终是决定科技进步的第一位因素。         
诚然,人类的一切创造物都是科学知识的凝结。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人类的科学知识、智力的基础是什么时,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实践,实践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同时也是人的智力形成与发展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明确指出,只有生产实践才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10](第77页),人类如果停止了实践,哪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人本身的直观能力,甚至个人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因此,张先生不能忘了,没有物质生产资料、不通过物质生产实践,知识信息和科学技术等本身既不能产生和发展,也变不出物质财富来。我们认为,张先生误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功能关系当作因果关系,因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现象的层面上,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本质,没有找到“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恩格斯语),从而他的虚物主导化的经济观、虚物主导化的知行观、政治观、文化观,就不能不落入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窠臼。

    四、辨证唯物论须要发展到“唯物论第四形态”吗?

    恩格斯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11](第228页)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这一论断。唯物主义改变自己的形式,并不意味着改变自己的基本原理。就辩证唯物主义是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来说,它是永远不可能过时的。唯物主义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史中最彻底、最科学的形态。它既克服了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思辨的猜测性和模糊性,又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不彻底性,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了十分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不仅重视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更加强调实践地改造世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它本质上是批判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多次申明,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僵化的教条。作为迄今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过实践验证了的、最具有科学性又最具有革命性的哲学形态,这是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按照张先生的观点,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似乎也要发生质的变化,连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最根本的原理也站不住脚了。因此,要冲破这个框框,去发现唯物论“第四形态”,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是,发展的前提是坚持,发展在坚持基础上的发展,而坚持是在发展中的坚持。正如列宁所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2](第103-104页)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像列宁那样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决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去创造什么唯物论的新形式,否则就只能走回到早已被马克思否定了的传统哲学的老路上去。张青松先生提出,继“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应确立“唯物主义的新形式”,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看成是一个封闭、教条和静止的思想体系,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质特征与精神实质的误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它总是要吸纳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来丰富、完善和发展自己。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的关键首先在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与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研究当代科技与历史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这是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途径。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巨变后,西方有一些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终结了”的论调,恰在这时,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四大思想家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却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他们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和肯定即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的有力证明。正如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吕•费弗尔所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思考和了解事实和例证。” [13](第550页)西方思想家们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诚恳态度,对于我们今天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将信息及信息现象进行哲学定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迫切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哲学作为一个民族灵魂的活水之源,它将在概括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时为人类寻求一个精神家园,不至于使人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迷失方向。所以,作为信息时代精华的哲学,应该是实践的、批判的和开放的,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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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小寒..从信息本质到信息哲学[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3).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 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马佰莲(1965—)女 ,山东安丘人,山东大学马列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本文已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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