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佰莲:论中国传统科技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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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佰莲:论中国传统科技的人文精神
论中国传统科技的人文精神
                       马佰莲 
             (山东大学马列部  山东 济南 250100)
   
    提要:通过对中国传统科技所特有的人文精神的考察,认为与西方科学技术所彰显出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不同,中国传统科技受其特定的哲学文化结构的制约,在其久远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重整体轻个体的有机自然主义精神,重直觉轻实证分析的非理性主义精神和重实用轻理论的工具主义精神特征。中国传统科技所具有的这一充满人文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对于克服和遏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推动当代科技的全面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传统科技;人文精神;有机自然主义;非理性主义;工具主义

    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注与思考,其内容涵盖了形而下的现实关注和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季羡林先生主张把人文精神落实到三个层面:一是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三是人与“身、口、意”的关系,即修身的关系,亦即人与自身的关系。[1] 依照季先生对人文精神的理解,系统考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发现,与西方科学技术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强调纯粹的客观性、以逻辑分析和实验求证为基础的工具理性精神不同,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充满了对人的关怀,凸现着人的主体意识,富有浓烈的人文主义气息。

   一、中国传统科技具有重整体轻个体的有机自然主义特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彰显出了人文主义精神
    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曾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和。”[2](p306)英国学者李约瑟则说:“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3](p337)这都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视整体研究的有机自然主义精神的界说。
中国传统科技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与研究,往往以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为出发点。中国古代的农学和医学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把天地人三者看成是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提出农业耕种要顺天时,量地利,致人和,做到了这些就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主张人体与外界环境、气候密切相联,协调统一,天地是一个大宇宙,人体是个小宇宙。人的生理、病理要受到他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人体与宇宙是相互对应的。《淮南子•精神训》说:“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 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一也”,“人副天数”,人内有五脏,合于五行,外有四肢,合乎四时,故“为人者天也”。“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4](p296)“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 四者天人同有之。”[4] (p341)既然人体取诸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把人与天地相连,故“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 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4](p467)“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4] (p362) 既然天与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天地之变化势必会影响到人的生理、病理状况,同样,人事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天地的变化。正是在此意义上,《左传》认为,自然界中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皆可致病。
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不仅人与外界的协调平衡是人类健康的重要条件,而且,人自身阴阳五行之气的协调和平衡,也是一个人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中医认为,人体各器官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比则相生,间则相克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疾病的产生,无非是阴阳失调,五常失常。因此,中医治病,阴虚时,即补阴;阳虚时,即补阳。金气过旺时,则以水泄金;金气不足时,则以土补金。因为水乃金之子,土乃金之母,所谓“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因此,中医治病主张辨证施治,特别注重整体分析,注重维持患者机体内阴阳五行之气的协调与平衡。与此相联系,在诊断疾病时,要通过望、闻、问、切等不同方式,对病人的身体素质、精神面貌,乃至病人所处的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了解,然后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论治。
中国传统科技所蕴含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精神,若从思想渊源上看,应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自先秦以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追求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整体主义精神。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气”、“理”、“太极”等范畴,便是这一精神的显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两家都主张天人合一,道家偏向于把人自然化,看人以天为模式,主张把人们从自然界获得的启示运用于人生;儒家偏向于把自然人化,看天以人为模式,反对“错人而思天”---放弃人的能动性而企求大自然的恩赐。但他们都认为人与自然是一气相通,一理相通的。[5](p21)受其影响,中国古代学者大都主张宇宙是一个由气而生、由气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如庄子讲“通天下一气耳。”[6] (p733)董仲舒讲“天人一也”,“人副天数”。既然人体取诸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把人与天地相连,天与人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天与地是这个结构的轮廓;五行是这个结构的间架;阴阳是运行于这个间架中的两种势力。”[7](p56) 宋明理学家以“理”、“太极”为宇宙本体,认为宇宙本质上是一个在“理”、“太极”统摄下的整体。程颐讲:“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事一物虽小,皆有其理。”[8](p157) 朱熹则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9](p2371)天下万事万物,大至宇宙天地,小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各有其理,而统摄天地万物之理则为“太极”。 
    中国传统哲学的上述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使得中国传统科技凸现出了讲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有机自然主义精神。公正地说,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主义精神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一方面,这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思想意识,使得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开始就站到全面、联系和发展的高度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它能够为科学研究扫除上帝和神灵的干预,使得人们一切从事实和经验出发,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例如孔子曾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国古代学者对一些一时不可知的事物一般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诉诸鬼神。毫无疑问,这是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科技发展中的鲜明体现。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上帝和神的束缚,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这与西方中世纪所出现的“科学的中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的整体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对于 维持生态平衡、保护自然,克服信仰危机,维护社会关系稳定、促进中国早期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主义精神,一方面,由于对客体对象内各部分之间联系的过分强调而对其差异的忽视,致使科学研究对象的变因太多,主次难分,界限模糊,以致难以达到对客体的定量分析,从而使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考察容易发生偏差;另一方面,忽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甚至流于简单的比附,片面地用一方去解释、说明另一方,如《神农本草经》为了与一年365天相对应,共收365种草药。汉武帝为了与天上的三垣(紫微坦、太微坦、天市垣)二十八星宿相对应,于是便设三公,置二十八将。如此,则难免失之牵强和偏颇,其所作出的结论必然是模糊而不精确的,致使科学认识神秘化,从而阻碍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深入探讨和理论上的突破。                                                                                                                     
    二、中国传统科技具有重直觉了悟轻实证分析的非理性主义特征,注重个性自由的追求和主体意识的高扬,在人与自我关系的层面彰显出了人文主义精神

    有学者指出:“古希腊哲学从假设的概念出发,也就是从逻辑概念出发,重视对于对象的属性和基质的分析,所以,从整体观的角度而言,必然是一种有限的整体观,带有机械论的色彩与倾向。中国哲学是从‘直觉的价值出发’,偏重于在对于对象直观审察与内心体验中领悟世界的意义,因此,它不注重对于客体进行‘区别’或分析,而注重对于事物的整体把握,其关于对象世界的观念是一种无限整体观。”[10](p44)中西哲学在把握世界的方式上的差异性,也完全适用于中西科技发展中所昭示出的文化精神的差异性。西方的科技发展,在文化精神上主要禀承了古希腊哲学的思想传统。德谟克利特把客观对象分解为各种不同的物质微粒,然后再用这些物质微粒的排列、组合和空间结构上的变化来理解和说明世界;亚里士多德把客观对象分解为质料和形式,然后再从此出发去探索和把握物质世界的奥秘,他们的思维路数都是建立在分析和实证的基础上。二者的思想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柏拉图倡导的概念理性相结合,形成了古希腊特有的外向进取、追求精确性、重视剖析和推崇理性的科学精神。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兴起的近代科学发扬光大了上述传统,首先是培根提倡认识自然的实验和归纳方法,伽利略将实验与数学演绎方法相结合,笛卡儿追求清楚明晰的概念。最后牛顿对他们的思想方法进行了大综合,实现了把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的结合。他的集大成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成为后来西方科学的典范。西方科技的发展充分展示了科学理性主义精神,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学和哲学是沿着直觉和顿悟的思维路数认识世界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对物质世界的把握不像西方的科学和哲学那样,严格按照因果关系来进行的;也不是概念式的分析,而是一种类比推理,即由此一事物推知另一事物,这其中直觉思维占据了认识的很大成份。柏格森在《心力》中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说,现代欧洲科学是从物出发的,正是从物出发的科学,欧洲人才养成追求精确、严密和苦求证明的科学理性主义传统;中国思想是从心出发的,从各人自己的心出发,就只需追求知觉的确实,而不是概念的准确。[11](p39)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影响又主要是两大家,即儒家和道家。道家所倡导和强调的对自然的认识和探索,对古代科技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同时也应看到道家所要求的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是依靠直觉、顿悟的认知方式来实现的。老子把人的认识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学”,一种是“为道”。“为学”是关于具体事物的认识,它属于理性思维的范畴。“为道”则是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的认识。他认为,这两种认识活动是互相排斥的,“为学”即理性思维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只有“为道”才能把握世界的本质。如何才能求得“道”的知识呢?老子说,这需要“致虚极,守静笃”。[12] (p64)认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窥牖”可以“见天道”。可见,老子在本质上既不赞同感性认识,也反对理性思维,反对理性和逻辑。就此而言,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这就是在道家哲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科技长期处在重直觉了悟轻实证分析的状态之中。
    儒家同样也主张反观内省的直觉主义认识论。如孟子就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应着意于心,“尽心”、“知性”以后,就可以知天,就可以认识整个物质世界。他认为,天与人一体,物质世界的各种属性就包含在人体当中,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3] (p882)既然每个人心中都存有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知识,因此,认识事物就不需外求,只需向心中求就可以了。宋明时期的王阳明,主张“即心明理”,进一步将这种内省式的类推方法理论化,使它具有合理性。
    可见,在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上,儒家同道家是相通的,即都强调直觉和内心体悟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这种直觉感悟的认知形式因其思维的向度指向人,排斥了主、客二分的模式从而使科学技术发展表现出对认识主体的关注,高扬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从而使主体能够自觉地运用自己的本能,充分表现出人类自我存在的意义。但是,由于缺乏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的逻辑分析和系统的科学实验基础,不仅不利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反,它还有可能使人们怠于对物质世界作进一步的探索。如《尚书·洪范》提出了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我们的祖先把这五者的关系概括为比相生、间相克。但是木为什么会生火,为什么克土等,古人往往缺乏实际的证明和严密的分析和求证,这里依靠的主要是一种直觉体悟和比附式的推理,木燃烧可生火,火熄灭后化为灰土,河土中藏有金属,金属熔化后可变为液体,间相克遵循相同的道理。这种类比关联式的认识方式,的确从一定层面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某些奥妙,如天文学和中医学的一些问题等,但其结论毕竟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若把五行生克的原理作为普遍规律到处套用,就不免失之牵强和附会,使科学理论带有了神秘主义色彩。清代著名科学史家阮元说,这种轻实证重感悟的思维倾向使人们只求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直觉顿悟与理性抽象是人类思维创造的两翼,科学思维应当是直觉感悟与抽象理性二者的融合与贯通。一方面,逻辑分析和科学抽象需要灵感顿悟和直觉来实现科学认识上的飞跃。直觉和顿悟等非理性思维,是人的心智的一种直接觉悟,是人脑不受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约束而直接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的一种思维形式,它是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容,因而极富有创造性。杨振宁先生曾对中国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即科学的直觉、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扎实的知识基础,把直觉放在第一位。通过直觉和感悟实现认识上的飞跃和发现科学真理的事实,屡见于科技发展史中,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的提出,沃森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等。另一方面,直觉和顿悟的实现又必须以科学家长期艰苦的实践活动和科学知识积累为基础,并以理性思维为前提,中国人讲:“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14](p129)西方人则说:“灵感是这样一位客人,他不爱拜访懒惰者。”[14] (p129)黑格尔则说:“最大的天才尽管朝朝暮暮躺在青草地上,让微风吹来,眼望着天空,温柔的灵感也始终不光顾他。”[15](p364)由此可见,直觉顿悟作为一种能力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之中,它以理性分析提供的各种知识信息为前提,表现为对知识结构的组织和运用的能力,是感性与理性间的共鸣。因此,离开了科学理性思维,人类的认识就会带有某种神秘性和模糊性,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中国传统科技具有重实用轻理论的工具主义特征,推崇“经世致用”,呼唤科学技术要关注人的现实发展以造福于社会,从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层面彰显出了人文主义精神

    日本人吉田光邦在《炼金术》一书中戏称中国传统科技是“由谎言产生的真实,”这自然是吉氏本人对中国传统科技的极大偏见。但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偏重于事物的功能和实际效用,缺乏对自然对象本身作抽象的纯理论性的研究,因而带有浓重的实用技术或工具主义色彩。
    中国传统科技的工具主义色彩主要表现为传统科学具有明显的经验性和实用性特征。就中国古代相对发达的数学研究来说,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始终未能走上纯理论性的学理式的研究道路。数学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历法、建筑、水利、赋税、商业运输等行业而设立和服务的,中国古代的数学长于算术和代数,其计算方式往往与实际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寓算于理是它的一大特点。例如,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被视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典型代表。该书虽然是根据秦汉之际的有关计算方面的书籍撰成,但其撰写初衷并非用于教学,而是供官府实际应用的计算手册,因而,该书无论从内容还是从结构上看,都具有鲜明的实用性。正如李约瑟所说:“《九章算术》是数学知识的光辉集成,它支配着计算人员一千多年的实践。但是,从它的社会根源来看,它与官僚政府组织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专门致力于统治官员所要解决的问题,土地的丈量、谷仓的容积、堤坝和河渠的修建、税收、兑换率――这些似乎都是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为数学而数学’的场合极少。”[16]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工具主义特征还表现在科学往往包含在技术中。中国古代的技术非常发达,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古代的技术成果积分占整个古代科技成果的80%,纯理论性成果仅占13%。例如,中国古代的力学理论就基本上包含在器物制造、建筑、造桥、水利工程等具体技术中。《天工开物》在谈到舵的制造及其功能时[17](p240) ,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物理学中的力矩作用、重心转动与压强等问题,但作者对此未能从理论的层面予以充分的解说和阐释,仅是从经验和应用的角度加以说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完整地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农学著作。但是,它关于农学的一般理论往往蕴含在具体的农业技艺中,而没有作为一个系统独立的理论主题得以充分展开。生物学知识几乎完全存在于农学和本草学之中。被马克思称作“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技术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其中就凝聚了我们祖先在化学、磁学和物理学等方面的丰富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往往包含在技术中,传统科技中彰显着一种实用理性的工具主义精神时,亦应注意克服另一倾向,即认为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无科学的错误倾向。事实上,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科学孤立地进行,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技术是科学的实际应用,没有科学的技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中国传统科技所具有的这种重经验的工具主义精神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西方的科学家同时就是哲学家,而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往往是掌管天文的畴人、计吏或以个体的形式进行活动的医生、炼丹术士等,因而未能受到哲学家的逻辑思辨的洗礼,从而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不具有像西方那样的纯理论的形式和体系。[18](p466)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似有可商榷之处。因为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是进入近代社会后逐渐出现的现象,而在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在上古社会中,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科学与哲学甚至宗教都是溶合在一起的,一个人是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哲学家,宗教学家。在西方,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德谟克里特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在中国,则有伏羲、神农、墨子、老子、荀子等。我们认为,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强烈的工具主义精神同中国古代的科学家缺乏哲学思辨的训练有关,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正是因为受中国古代特有的哲学和文化以及价值取向和心态追求的影响,才形成了其特有的实用理性的工具主义特征。儒家从其创始人孔子开始,便强调正身、修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9](p136)由正心、诚意达于修身齐家,乃至国治天下平,是儒家学派的基本思维路数。荀子也明确指出:“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22] (p317)主张要“敬其在已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20](p312)他反对舍其具体的人事,而去思考抽象的形上之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由于对人文精神和实用理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认识客观对象时便要求一切以对人实用为标准,不为现实服务的理论和技术则被斥为“屠龙之术”,从而造成了科学的技术化和经验化倾向。即便是尤为关注科技问题的墨家学派,也表现出了强烈的重经验和实用的工具主义精神。墨子倡导“必以众之耳目之实”为基准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强调以间接和直接经验作为人们认识的准绳与依据,从而表现了鲜明的经验论倾向。因此,从先秦哲学的发展来看,中国哲学注重“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凸现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调了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生理想追求。正是这种精神影响了我们的国人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使得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对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没有多大兴趣,而是特别关注与人们生活和实践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往往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表现出来。
    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重经验和实用的工具主义精神,我们简单地说好或不好,积极或消极,都是不正确的。重经验和实用,毫无疑问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合理的内容。日本人睁眼看世界的时间和中国人差不多,但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而中国自进入近代社会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里面政治经济的因素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方面的作用也不应忽视。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注重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因而,它们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科技精神在日本的成功。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工具主义思想倾向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科学的基础如果不牢固,不厚实,那么,科学的发展就失去了后劲。中国科学技术在明朝以后,逐步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恐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科技对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及其所彰显出的强烈的人文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行程中,虽然曾一度阻遏和延缓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但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大科学时代,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人文精神又具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它对于克服和遏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推动当代科技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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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Humanistic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  Bai-lian
 (Department of Marx-Leninism,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tic survey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uthor supposes that, unlike rationalism embodied in the western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es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organic naturalism that stresses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rather than individual separation, irrationalism that stresses intuitive thinking rather than positive analysis, and instrumentalism that stresses practical results rather than theoretic think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wever, thank to the humanistic spirit based on their ultimate value , can exert significant role in overcom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that accompany today’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tradit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humanistic spirit; organic naturalism; irrationalism; instrumentalism   

作者简介:马佰莲(1965┄  ),山东安丘人,山东大学马列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社会学.
本文发表于《文史哲》2004年2期.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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